中國學術界首次聚焦休閑理論問題研究

由中國軟科學研究會、《自然辯證法研究》編輯部、中國藝術研究院休閑文化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2002-中國：休閑與社會進步學術研討會” 于10月27日至30日在北京召開。

研討會的主題是：休閑——一個新的社會文化經濟現象。會議就“休閑產業與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消費政策、勞動時間的關系及對策”；“轉型期城鄉（社區）居民休閑時間的利用、特點及存在問題”；“2008年奧運會與中國休閑產業發展”；“休閑產業相關社會條件支持系統在我國的現狀、特點及發展趨勢”；“休閑的文化價值與對人文關懷的意義”；“休閑旅游與自然文化遺產的保護”；“休閑與教育以及休閑政策的考察”等一系列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一

此次會議直面休閑已成為我國社會文化經濟生活的重要內容的現實，透過休閑這一社會現象考察和探討了休閑的本質、人的本質、發展的本質等問題，并就如何認識以文化引導的作用和人文關懷的力量來推動社會的進步、如何認識休閑與社會發展的互動關系、如何認識休閑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中所具有的功能、如何認識社會轉型期我國人民大眾休閑生活的現狀、如何引領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學術研討。

第一排由左至右名單左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何偉，左二外交家陳魯直，左三國家外國專家局局長，

左四科技部副部長韓德乾，左五于光遠，左六國家第一任旅游局長韓克華，左七中國軟科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孔德涌，

左八外交家成幼殊，左九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左十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

第二排：于光遠身后站立者：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第二排：孔德涌身后站立者：北京大學教授孫小禮

來自國內外大專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休閑產業實業家共80余位代表出席了會議，收到學術論文50余篇。

我國休閑研究的開創者、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原國家旅游局局長韓克華，以及科技部原副部長韓德乾，原外交部駐外大使陳魯直，國家外國專家局原局長馬俊如，中國科技發展促進研究中心原主任孔德涌，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文章，文化部教科司司長童明康，科技部調研一室主任劉琦巖等學界知名學者和領導出席了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教授專為大會寫來了書面發言。

在第一天的大會上，十余位學者發表了精彩的演講：于光遠：論普遍有閑的社會；韓克華：談休閑與社會進步；韓德乾：科技發展與休閑產業；陳魯直：閑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馬俊如：休閑與科技創造；孔德涌：休閑：昨天、今天、明天；王文章：加強休閑文化研究、促進社會全面發展；魏小安（國家旅游局發展規劃司司長）：社會發展與旅游業的變化；鄭介甫（天津環渤海娛樂業發展集團董事長）：環渤海娛樂業發展前景了望；王雅林（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雙休制”對在業者休閑生活質量的影響；余嬪（臺灣高雄師范大學教授）：成年人的玩與工作表現；劉孝廷（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深度休閑與社會病理學； Sushma Sood（印度賈拉斯坦大學休閑研究中心主任）：休閑與教育；申葆嘉（南開大學教授）：休閑學研究方法論；戴學峰（首旅集團研究部經理）：旅游文化與旅游經濟；馬惠娣（《自然辯證法研究》編輯）：休閑：人類美麗的精神家園。

成思危教授的書面發言題目：知識經濟時代與人的休閑方式的變革。（有關發言將陸續全文發表）

此次會議還受到了有關部門和領導的支持與關注。文化部教科司司長童明康到會致辭指出：我國正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急劇變化的現實生活向我們提出了大量的新問題。這些新問題呼喚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理論創新和理論關懷，也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休閑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欲建設先進文化，必須重視對休閑文化的研究與引導。在現實社會中，人們對閑暇時間的利用與分配仍存在著不健康、不科學、不合理，甚至是腐朽文化，如封建迷信、舊俗陋習、黃色書刊等現象。它們無處不在，有時是潛移默化，有時是明目張膽地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這些不健康、腐朽的文化主要出現在人們的閑暇時間中。加強休閑文化的研究，對于抵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營造豐富多彩、積極向上、文化內涵深厚的公共秩序、生活環境和社會風氣，指導廣大公眾科學、健康、合理地規劃休閑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質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科技部調研一室主任劉琦巖指出：“休閑是生態，也是心態，它是一個需要不斷學習和提高的過程，所以，對于轉變中的中國，我們現在就要開發和宣傳正確的休閑理念，培養人們的休閑學習能力。”他還建議學者們在為中國的休閑業、休閑學選擇一個起點時，不僅關注休閑心態的問題，更要關注休閑背后的生態問題。二

研討會分“休閑經濟”、“休閑文化”和“休閑理論”三個組進行了討論。

（一）“休閑產業與休閑經濟”組的討論很熱烈，提出了7個方面的問題：

1關于休閑產業的界定問題，①界定是否有意義？休閑產業是一個綜合產業，是否需要對這個產業本身進行界定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為不需要對休閑產業進行界定，不要人為的限制休閑范圍。但更多的人認為為了學術研究的需要，只要在自己學科范圍內解釋得有道理，即可以對休閑產業進行界定。②界定的標準。休閑產業是多個行業的交叉，是否可以有一個界定標準呢？我們知道旅游產業的界定主要以旅游者為標準，休閑產業的界定應以什么為標準？旅游花費可以弄清，主要以旅游者的花費為標準，那么休閑花費是否可以弄清，以什么為標準？這是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③要不要強化休閑產業？一方面有的學者認為休閑是人的心理體驗，如果通過休閑產業來引導，會使人在休閑消費中發生異化，所以不應該由商家或產業來引導，不應讓休閑的發展打上“經濟”的烙印，所以不要強化休閑產業。另一方面則認為，休閑的發展需要經濟實體，這些經濟實體實質上就是產業。為了發展的需要，應該提出休閑產業，通過強化休閑產業來促進休閑發展。同時休閑產業的強化還可以提高企業的層次，提高其文化品位。

國內從經濟角度研究休閑的人多是旅游出身，而且由“假日經濟”引發的休閑經濟的思考也更多的考慮的是旅游，對于這種研究現狀到底好不好還要看將來的發展。而且目前提出的休閑產業以旅游產業為龍頭到底好不好還要討論。

與會代表一致認為休閑經濟應該是次生學科。只有從休閑現象分析入手，才能搞清休閑經濟的基本含義。很多休閑活動雖然表面上沒有與經濟直接聯系，但確是休閑經濟的內容。所以需要進一步明確休閑經濟的內涵。

休閑經濟的研究要有量化的東西，要有確定性。休閑經濟定量分析時，主要產業的指標分析，休閑經濟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對就業的貢獻率等等都需要更精確的量化分析。

休閑產業與休閑需求之間存在著休閑產業引導休閑需求和休閑需求促進休閑供給的互動關系。休閑產業可以引導休閑需求與消費。這種引導開始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或只是活動的參與，但是人們在參與中可能領悟到休閑帶給他們的價值和快樂，會喚醒他們的休閑意識，改變休閑觀念，從而自身追求更多的休閑方式和更高的休閑境界，產生更多的休閑需求。同時，休閑需求的多樣性和個性化也促進了休閑產業的進一步發展，由此進入供給需求的良性循環。

有的學者認為，休閑企業的運作有利于全民休閑意識的提高和休閑的國民性。學術研究為休閑產業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全民休閑的普及離不開休閑企業。所以加強市場運作，促進企業與學術界的結合是休閑普及的關鍵。另外，政府的引導作用可以避免企業運作中出現的某些弊端，如避免企業行為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淺、重復建設等問題，增強企業投資效益，提高對休閑者的服務質量。

經過考察發現，中國南方休閑經濟發展較好，有規模，但是進行理論研究的人較少；北京休閑經濟研究比較深入，但是休閑經濟實際發展不如南部地區，如上海、海南等地。所以如何實現休閑經濟的實踐與理論對接問題也會影響到這兩方面的切實發展。

“休閑文化”組在討論中，提出了4個方面的理論問題，參加討論的代表陳述了各自的見解。

8、關于休閑與消費問題北師大胡金鳳博士提出應從哲學和人學角度研究休閑和消費問題。以往的多數學者只從經濟和其他實證、具體的學科角度研究消費，卻忽視了消費作為一種社會和人的觀念行為所具有的哲學和人學意義。所謂從哲學維度研究消費，就是將消費的本質和功能等問題放進馬克思主義人學視野中加以考察，研究什么樣的消費觀才是我們21世紀的社會生活中所需要的，或者說什么消費觀是好的，其評價標準是什么等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消費的哲學考察的主要內容。

9、關于休閑教育問題山西大學鄧蕊強調要重視休閑教育，認為隨著休閑社會的來臨，休閑教育已經成為擺在政府和社會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而就目前情況看不僅學校缺乏休閑教育，家庭和社區等也沒有休閑教育，自覺而有意識的休閑教育幾乎為零。建議在高校設立休閑教育課程，以提升人們的休閑品質和休閑素質，更好地迎接人類休閑時代的到來。

10、關于馬克思的休閑思想中國人大劉晨曄博士主要談對馬克思主義休閑思想的理解，認為嚴格說來，馬克思沒有直接研究休閑問題，馬克思的休閑思想應是馬克思思想的副產品或理論無意識，但這并不影響馬克思休閑思想的意義和影響。對馬克思休閑思想的理解應從馬克思理論體系結構角度來把握。包慶德博士則認為，馬克思從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勞動到《資本論》的雇傭勞動的理論闡釋與分析批判，其目的正是從理論自覺維度揭示并瞻望自由時間在人類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只是他使用的是“自由時間”而非“休閑”二字罷了。但是，我們仍然從馬克思對自由時間的論述中把握其思想實質。

11、關于生態休閑問題內蒙古大學包慶德博士從生態哲學維度立足于馬克思“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這一著名命題，著重研究生態休閑與人的全面發展問題，而其所主張的生態休閑，就是這樣一種新的休閑方式和休閑品種。所謂的生態休閑就是指人的生態化休閑與發展的生態空間，就是為不斷滿足科學、文明、健康休閑的需要而處于的生態文明創造體驗，欣賞并建構的一種高層次、高品位和高質態的生存狀態和發展狀態，它既是人類著力建造的生態環境物質文化家園和生態享受精神文明家園，亦是人的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人們的生態休閑通過人類休閑所特有的生態行為方式、生態思維方式，天人合一的情感，關愛生命的倫理，創建生態文化意境，通過環境保護途徑，從而達到個體身心和意志品質的全面提升和自由發展。

（二）由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學院王雅林教授和山東大學威海分校公共管理系吳文新博士主持的“休閑理論組”人數最多，討論最為激烈而深入，問題涉及面很廣，幾乎覆蓋了目前國內外休閑學研究的各個方面。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休閑是一種自然的、本能的活動，還是文化的、意識的活動？中國休閑學研究的開拓者馬惠娣女士認為，從休閑學的角度研究休閑的本質，應把休閑看作是人的一種存在狀態、一種生命狀態、一種精神狀態，是人“成為人”的過程，是人的一生中持久的、重要的發展舞臺。休閑的最好狀態應是以欣然之態做心愛之事，休閑應成為人類美麗的精神家園。申葆嘉先生認為，休閑是人的意識活動和文化活動，屬于意識和文化層面的東西，具有文化和意識的屬性。休閑與休息的區別關鍵在于人的意識狀態，在于主體人有沒有一種自覺的文化意識。如果把休閑放到人類文化的背景中，就可以知道，中國和西方有著不同的休閑內容和方式，反映了中西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相應的價值觀念。劉耳認為，休閑既是自然的和本能的，也是文化的和意識的，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產物。因為，從人的本性和本能上看，人從玩耍中練出求生的能力，正如于光遠先生所說，“人之初，性本玩”，人在悠然自得、無拘無束的玩耍中學會了許多生存的本領，然后才逐漸成為人的自覺的、有意識的文化活動，并隨著語言文字的形成和發展，文字乃至其他各種符號的意義才成為休閑活動的重要內容。臺灣高雄師范大學的余嬪教授認為，應從繁雜多樣的休閑活動中，尋求休閑活動的共性，也就是從心理學的角度概括出作為休閑活動之共性的心理本質；休閑與工作的區別，根本在于心態：是自由的還是強制的，是自主的還是被動的，是輕松愉快的還是沉重郁悶的等。還有的學者認為，休閑來源于人的生存、發展之層次不斷提升的需求，應從人的存在和發展狀態和境界等全面界定休閑，休閑應使人生活得更好、突出其價值和倫理層面的內涵和作用，因而，真正的休閑應是有益于個人身心健康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活動。

關于界定休閑的方法，申葆嘉先生認為，不應事先設定一個休閑的概念，應容許寬泛的休閑概念，以便在休閑學科體系形成之前，能夠從各個方面拓寬和加深對休閑的研究；因此，傳統的歸納法不適用于休閑的定義。

筆者認為，無論對休閑做哪些方面或角度的研究或界定，都必須明了這樣一些前提，那就是：休閑是人的活動，是體現和實現人的全面性和豐富性的活動，是整合和提升人性的活動，因此，堅持從馬克思主義人學的角度，整體地理解休閑活動及其與人性整體的相互關系，才可能抓住休閑的本質，從根本上把握休閑的特性和功能。這樣，就不僅必要而且可能對休閑做一個盡管籠統但能夠體現休閑原則的哲學或人學的界定，以便在多方面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不致陷入對繁雜的休閑現象的梳理和統計之中，而抓不住休閑的本質。因此，應從人性的三個方面即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意識屬性及其整合提升上對休閑做一個寬泛而原則性的理解，即：休閑是人在生理必需活動之上和之外追求身體健康、身心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精神和社會文化和諧統一及其升華境界的實踐活動。其要點有：①休閑是人的實踐活動，②與其他實踐活動的關系，③體現人的某種追求，④這種追求的價值目標和終極意義等；這個界說不局限于休閑活動的具體形式及其與勞動實踐（工作）的形式，甚至時間上的區別，而著眼于它對于人性整體的共性本質。這可以在考察休閑活動或現象之事實和經驗的基礎上通過思辨和體悟的方法而得到，并可在實踐過程中進行檢驗、矯正、充實和發展。

申葆嘉先生認為，休閑應是人的歷史實踐的一種狀態，是在人的追求由物質轉向精神的過程中產生的，并將隨著社會的進步而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成為人的主流的生活狀態。劉耳認為，休閑起源于人幼童時期的玩耍本性。實際上，動物也有玩性，從動物進化到人，玩性并沒有消失，而是隨著人類社會組織、語言、文字的產生而逐漸具有文化的豐富內容和形式。從歷史的維度來看，休閑自人類誕生以來就存在，而且很可能在原始社會里，休閑活動的時間和內容更長、更豐富，并越來越具有人類文化價值之終極追求的意味；從根本上說，人類歷史上一切與終極追求有關的活動，比如哲學、宗教、藝術、科學等無不與休閑有著緊密的淵源關系。比如，從原始人的自然宗教或自然崇拜的意義上看，休閑就是祭祀和膜拜、占卜和慶典活動，舞蹈、音樂、巫術、打坐、冥想、文字符號等就是其重要形式。并且，在西方文明史上，休閑與宗教有著緊密的關系，如“星期日”作為公休日，實際上是上帝贈與人類的“休息日”，在這一天里，人們都要到教堂里進行禮拜活動，膜拜上帝，進行懺悔，以企求上帝的原諒和寬恕，以便更好地進入伊甸園，或與上帝冥合，顯然，宗教活動是一種重要的休閑活動。

對休閑與旅游的關系，提出重要見解的是申葆嘉先生，他認為，休閑早于旅游，休閑是比旅游更大的范疇，如果說休閑是自古就有，那么旅游只是隨著產業革命的發生以及市場經濟的形成而產生的。旅游與旅行也不同，旅行也是很早就有，而旅游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商業性的活動，是將旅行商業化和產業化的結果，旅游的最初動機也在于休閑，但有組織、大規模的、商業化的旅游活動則日漸淡化甚至扭曲旅游原本具有的休閑性質和功能，而成為旅游業主賺錢的一種手段。因而，目前的旅游學多是從產業的角度，講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旅游過程的管理和服務，旅游業的投入和產出等，而不管旅游活動主體的內在感受和休閑效果。今后旅游業的發展方向應該是休閑旅游，休閑學的研究以及休閑產業的發展都應避免重蹈旅游學和旅游業的覆轍，直接關注人的生存和內在感受本身，而讓休閑學和休閑產業、休閑經濟服務于人的休閑——人的價值和意義，而不是服務于產值的增長和業主利潤的增加。這一觀點引起了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中國大陸第一位到美國做休閑學研究的訪問學者、杭州商學院的王國新教授頗有感觸地說，我們參加這樣一個研討會，目的就在于扭轉我國目前旅游業的單純商業目的性，試圖在旅游業的發展中強化休閑的理念、休閑的價值觀、休閑的文化靈魂，因此在旅游學院和旅游專業滲透休閑理念和休閑價值觀的教育十分重要。

申葆嘉先生認為，必須把休閑現象放到社會科學的領域之內，充分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但不能僅僅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不能陷進去出不來了，還必須能夠自覺地上升到哲學的層次上，適當地運用哲學思辨的方法來充實和豐滿理論。具體科學是一個非常嚴格、近乎于死的東西，它有很多規范和標準，因而也限制人的思維，它那些固定的方法程式只能告訴人們：是什么，怎么樣，為什么，都是獨立于現實的休閑主體的現象層面的；但不能告訴你在休閑活動中能夠得到什么知識，獲得什么感受，發揮什么潛能等，智慧來自思辨的創造，多問幾個為什么，并打破沙鍋問到底，一直追到休閑的本質上去。余嬪認為，休閑學的研究有實證的方法，比如心理學中的問卷調查，經濟學對休閑中投入產出的研究，以貨幣形態表現的休閑主體的消費狀況，以及社會學對休閑時間的分配運用等質和量的研究等。但更重要的是休閑學還可以通過思辨和體悟的方法來研究，如不同休閑主體的知識能力、已有的經驗、價值觀和生活態度等，在物質條件相同的休閑活動中自然會有不同的感受和內在體驗與領悟。而休閑本質的東西只能通過體悟，即直接參與休閑活動之中，“讓人能直接從本質上自然發出”，體驗和領悟其中幸福感和滿足感的程度和狀態，這就是休閑的心理學本質，而大面積的調查研究則必需有社會學、經濟學等具體學科方法的運用，而思辨的方法則用于概括和提煉理論，以形成休閑學理論體系的核心。國家地質公園陳安澤先生認為休閑學必須通過運用哲學的方法提升其理論層次，將休閑活動按照人的實踐活動的三個要素即主體、手段或中介體系、客體進行分析，從而得出休閑的本質；而休閑產業和經濟主要是提供休閑活動的對象（產品和服務）、場所、工具等，同時必須通過哲學理論的導引使休閑活動對社會發展起到積極的正面的作用。

當然，討論中，也有學者懷疑休閑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能否形成自己獨立的方法論及方法學體系。其根據是，馬惠娣在她的文章中曾這樣地寫到，“休閑學往往借鑒和采用了哲學、社會學、經濟學、行為學、人類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的思維方法和理論工具，形成了休閑哲學、休閑社會學、休閑行為學、休閑經濟學、休閑心理學、休閑美學、休閑政治、休閑運動、休閑宗教學等。”這似乎表明休閑學的確沒有自己獨立的方法，只是這些學科方法的大雜燴，形成的是一個休閑學科體系，而不是獨立的“休閑學”。這一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大多數人認為，如果嚴格按照狹義的實證科學或者就是自然科學的觀點來看，休閑學的確不成其為“科學”。但不能忽視的是，休閑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現象，涉及到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方方面面，在休閑學形成和發展的相當一段過程里，有關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多學科的方法甚至其理論成果的參與都是必然的、必需的，休閑學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的復雜性和多學科的交叉性，只要適當地界定了休閑的內涵，并堅持休閑學的核心觀點，即“休閑是人的生命的一種狀態，是一種“成為人”的過程，是一個人完成個人與社會發展任務的主要存在空間；休閑不僅是尋找快樂，也是在尋找生命的意義”，休閑學終將形成自己獨特的方法和理論體系，以及相應的技術和應用學科，在這一學科體系的建構過程中，實證科學的方法、哲學思辨的方法、藝術審美的方法、宗教體悟的方法等等，甚至倫理學、價值學的方法、心理學、社會學的方法，以及人學整合的方法等等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中國人民大學王琪延教授和他的博士生承擔的《中國城市居民閑暇時間的利用研究》的課題，對北京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情況進行了調查，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比如，與1996年比，2001年北京市居民閑暇時間增加41分鐘，并呈繼續增加的趨勢；閑暇時間的黃金段在每晚19點到22點；看電視占去了其中的大段，并隨著學力的提高而減少，讀書時間越來越多；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男女閑暇時間的公平分配等。應該說這些結論是我們進行休閑學研究的分析基礎。劉耳還對中國和美國不同的休閑傳統、時間的安排、內容和形式等進行了調查研究，顯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社會發展程度等因素對休閑的巨大影響；凸現了美國公民在休閑生活中，參與公益活動的自覺性和自由度都比中國公民大得多，其中的自由心態和主動自愿的動機十分明顯。余嬪也談到臺灣民眾在休閑生活中，參與非營利性公益活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她說，臺灣社會存在著許多非營利性公益組織，用來大力推進公眾在閑暇時間里把公益事業作為休閑活動的自覺性，各級政府也從財政政策上給它們以支持，甚至通過民間交往的形式推進這方面的國際合作，有力地推動了臺灣社會在環境保護、公共醫療和衛生事業、救急援災、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的進步。大家普遍認為，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在這些方面做得很不夠，沒有能夠將休閑與社會公益事業有機地結合起來，因而我們面臨著艱巨的向大眾進行健康、文明的休閑價值觀教育的任務。

東北財經大學旅游學院的李仲廣，利用“工資－閑暇”模型，對休閑進行了經濟學思考，得出了一些頗值玩味的結論，比如，“閑暇減少，而不是增加，是休閑產業出現并深化發展的原因”；存在著“閑暇悖論”即，人們在工資率較低時愿意延長工作時間，當工資率上升較高時，則愿意延長閑暇時間；發展休閑經濟是必要的，因為通過增加人們在閑暇里的工作自由可以增加經濟自由度，從而促進經濟發展；“休閑商品化使提高人們休閑效用，豐富和改進休閑方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成為可能”；“當工資率達到一定程度后，工作與休閑變為互補關系，休閑活動增加的目的在于效率的提高”；“休閑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如何增加人們的閑暇，而在于提高閑暇的效率”；等等。表明在對閑暇和休閑的關系，尤其是對休閑的本質和作用，以及經濟發展與休閑的關系等問題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吳文新認為，對休閑進行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把休閑作為產業和經濟部門進行研究、開發、管理乃至投入產出的分析等都是有益的，畢竟人的休閑活動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商品的購買和消費等環節，必然涉及到經濟學的分析。社會學對人們閑暇時間的分配和利用的調查研究表明了人們對待休閑的不同方式和態度，也可以說明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的人群在休閑中的不同效果。但休閑的本質是休閑主體在休閑活動過程中的內在感受和體驗，以及身心健康和與大自然、與社會、與他人關系的和諧狀態等，這些因素是無法用時間和貨幣等客觀的因素或標準來衡量的，因而，對休閑的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等非實證的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討論中吳文新認為，休閑是一種促進個人健康、向上和社會文明進步的活動，因而不能把人們在閑暇時間里所做的一切活動都叫做休閑，否則，休閑何以成為人類美麗的精神家園，何以成為使人“成為人”的過程。因而，一種活動在何種意義上是休閑，休閑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價值和倫理標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此大家爭論比較激烈。余嬪認為，這可以成為一派觀點，因為，休閑的標準只能是心理學意義上的，自由、愉快幸福、輕松專注、自我滿足、創造性強、有成就感等，特別是人的自由感是休閑與否的內在標準。首都財貿大學陸彥明認為，可以將休閑分為休閑一般和休閑特殊，而把休閑特殊再區分為好的、中性的和壞的三種，這樣將休閑分出不同的幾個層次，而對休閑的哲學、價值學和倫理學研究則可以對繁雜的休閑活動進行價值疏導，使之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和提升。

大會閉幕式上，本次會議的主持人馬惠娣對會議所討論的內容進行了總結。她認為，此次會議作為中國學術界首次聚焦休閑理論問題，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特別是在討論中，提出了許多有探索價值的問題，比如，休閑與藝術的關系、休閑與宗教的歷史源流關系，休閑文化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休閑學的核心是什么，休閑學與馬克思主義、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關系，休閑教育的課程體系和實施方法等問題應引起學界的關注和積極的參與。然后，她就會議討論中提出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認為，休閑作為一個新的社會文化經濟現象，對人的日常生活結構、社會結構、產業結構以及人的行為方式和社會建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近年來對該問題的研究引起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與參與，而且也產生了一批頗具學術水準的學術論文，這些論文不僅涉及哲學、社會學、倫理學、文化學，而且也涉及到經濟學、產業學、管理學、行為學等方面。一支休閑研究的隊伍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休閑學畢竟是剛剛引入中國，中國學者的研究——尤其是構建符合中國民族特性、文化傳統和具有時代感的休閑理論體系方面還任重道遠。因此，如何處理好理論借鑒與創新，東方學術傳統與西方學術傳統，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歷史、現在與未來，文化與經濟，理論與產業，形而上與形而下，“陽春白雪”（書齋中的休閑學）與“下里巴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休閑形式）等關系十分重要，將直接涉及到這個學科在中國是否能快速成長的問題。馬惠娣認為，休閑是自始至終與人相伴的現象，而將休閑作為一門學問加以研究的歷史只有一百余年。它雖然與其他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緊密相連，但它又有其獨特性、復雜性，在知識論和認識論上有諸多的難點。因而也就為學者們多元的理論創新和多元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可能。

代表們還參觀了北京郊區的休閑度假村，并與之座談，獲得了很大的啟發。

會議還宣布成立了中國藝術研究院休閑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國軟科學研究會休閑研究專業委員會（籌委會）。

[1] 特別說明：本文中“休閑經濟與休閑產業組”、“休閑文化組”和“休閑理論組”的討論材料分別由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李國鑫博士、內蒙古大學哲學系包慶德博士、山東大學威海分校公共管理系吳文新博士整理，對他們的辛勤勞動表示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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