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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閑文化——與有閑無關
文：曉熠
難逃休閑怪圈
財富驅動了一個競爭的社會，財富同樣驅動了有閑社會。
記者在做有關休閑文化的采訪時，常遭人白眼，甚至會被指為“無聊！”或許一些人認為關注休閑文化是一種附庸風雅的事情，是為所謂有閑階級做粉飾。記者在困惑中專門前往請教具有原創思想的中國休閑學家馬惠娣女士。
馬惠娣研究的原創性，在于她填補了中國休閑學領域的空白，她對于西方、尤其是美國休閑學以及中國產生休閑文化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的考察，是非常有價值的實證研究。
從事自然辯證法研究出身的馬惠娣女士與休閑結緣，是受了于光遠先生的影響。1995年7月，即中國開始實行五天工作制的第二個月，于老就提出要研究休閑文化。那年7月下旬一個炎熱的上午，包括于老和馬惠娣在內的七、八個旅游、經濟和學術界的專家聚集在北京某飯店的咖啡廳，討論中國休閑研究問題。據悉，這次小型研討會揭開了我國系統研究休閑文化的序幕。
其實早在1993年，于光遠先生就提出：“玩是人類的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學術，要掌握玩的技術，要發展玩的藝術。”1996年初，他在《論普遍有閑社會》一文中談到：“閑是生產的根本目的之一。閑暇時間的長短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同步的。從現在看將來，如果閑的時間能夠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進一步增加，閑的地位還可以進一步提高。這是未來社會高速發展的道路。”
如今，一年當中，中國有１１４天是法定休息日，這就是說，一年中我們在理論上有１／３的時間都在休假。最新的一次中國城市人生活時間分配抽樣調查（課題組負責人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琪延博士）結果顯示：我國城市居民平均每天工作時間為５小時１分，個人生活必需時間為１０小時４２分，家務勞動時間為２小時２１分，閑暇時間為６小時６分。這四類活動時間分別占總時間的２１％、４４％、１０％、和２５％。從終生時間分配來看，正規學習時間約為全部生命時間的７％，工作時間僅僅占人生的１／１０，生活必需時間幾乎占去了整個生命時間的一半，閑暇時間約占１／３。
這樣看來，休閑已經是每個人和整個社會都要面對的問題。馬惠娣女士說，不少人說她的研究超前，但她堅持認為，西方用了差不多一百多年的時間才實現了五天工作制或多種形式的工作制，而中國呢，如果從1978年改革開放算起，到1995年，僅18年時間。“我是從事哲學工作的，哲學是智慧之學，見人未見，發人未發，理論研究的價值就是它的前瞻性、超前性。盡管中國距離休閑時代還有不短的路程，但我們應該未雨綢繆。”何況，如何理解休閑，無論在什么樣的社會經濟背景下，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在今天這個時代，任何事情都可以物質化、商品化，正如馬爾庫塞所說，我們成了‘物’的奴隸。近年來人們開始關注休閑，很快便興起了休閑產業；已經有媒體把休閑產業與海洋新興產業、垃圾產業、養老業、體育產業、農業科技產業和配套產業并列為中國尚“大有錢可賺”的七大產業。美國《未來學家》雜志（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曾撰文說：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未來社會將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生變化。也許１０至１５年后，發達國家將進入“休閑時代”，發展中國家將緊隨其后。據美國學者預測，新技術和其他一些趨勢可以讓人們生命中50%的時間用于休閑，而休閑、娛樂活動、旅游業將成為下一個席卷全球的經濟浪潮，專門提供休閑的第三產業在２０１５年左右將會主導勞務市場，并將在美國ＧＤＰ中占有一半的比重。
正因為如此，休閑成了一把雙刃劍，它既是人們追求的一份閑適，又愈發增加了人、尤其是城市人的壓力，我們似乎因此陷入了一個輪回，無法解脫。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柏切斯學院哲學教授Marjorie C. Miller博士尖銳地指出，休閑產業使休閑被誤認為是一種消費，它使人們在滿足了對日常必需品的要求后，滋生出對許多更昂貴的非必需品的欲望——它們往往都是以休閑的形態出現。
馬惠娣女士對記者說，在1996年的中國軟科學學術年會上，她以“休閑：建造人類美麗的精神家園”為主題發表了演講，之后，立即有兩位青年學者對她的研究加以指責，他們說：中國還有9億農民，你卻在這里大講閑情逸致！她說這一指責對她的觸動很大，讓她意識到連知識階層對休閑的理解都存在誤區！
如今，普通老百姓對休閑的理解多為購物、大吃大喝、駕車外出，而更富有的人認為休閑是打高爾夫、聽高檔音樂會（聽不聽得懂無所謂，只要在音樂廳露臉即可）……休閑成了一種證明人的地位和聲望的方式。用馬惠娣女士的話說，休閑被異化了。她說：“現在許多中國人的生存壓力似乎較過去小了一些，但人們還是感到身心疲憊，普遍沒有幸福感、愉悅感或輕松感。”
休閑應是信手捻來的快樂，如果因追逐休閑而疲憊不已，就背離了其宗旨，而成了新一輪財富比拼。
守護精神家園
二十世紀初葉，很多哲學家對人的主體性的喪失和對自由的逃避開始了深深的思考，美國人說，休閑即在商品社會中消費的自由。1899年，美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休閑學創始人凡勃倫發表了《有閑階級論》，美國學者認為，該著作的發表標志著休閑學的誕生。今天的中國在一定程度上與當時的美國很相似，經濟有了發展，人們的錢多了一些，產生了被凡勃倫戲稱為“有閑階級”的人群。盡管如此，休閑卻并不一定與所謂有閑階級有關。
在古漢語中，休閑二字的解釋很特別，“休”指依木而休，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閑”即嫻靜、思想的純潔與安寧，從詞意的組合上，表明了休閑所特有的文化內涵和價值意義。我們在1980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可以還找到對“休閑”一詞的注釋：“休閑，指可耕地閑著，一季或一年不種作物。”這是農民對休閑的樸實的理解。在農閑季節，農民圍坐著講祖上流傳下來的故事，講關于生產勞動、男女情愛、為人處世的事情，其中包含了多少智慧和情感，這就是民間文化的緣起與根基。馬惠娣女士在其研究專著中，屢次提到《詩經》、《漢樂府》等優秀的文學作品，它們都是在民間傳唱的過程中誕生的，這得感謝農業民族那漫長的休閑季節。
馬惠娣說，人們休閑的方式可以不同，但通過休閑得到的精神愉悅卻是一樣的；農民在烈日炎炎的田間地頭高唱二人轉，有錢人到豪華音樂廳聽一場交響樂，他們并不會因為所處環境的不同而喪失自己所預期的精神享受，而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說，休閑的方式取決于每個個體的經濟條件、角色定位、宗教取向、文化知識背景及其他類似因素，但休閑的本質只有一個，即讓你產生美好感，使心靈自由、和平、快樂。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人類的需要表現在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所屬和所愛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其實人們對于休閑的追求，是出于除了生理和安全需要之外的所有需要。休閑具有多方面的性質和意義，馬惠娣以哲學學者的眼光來看，休閑與實現人的自我價值密切相關，它在人的一生中都是一個持久的、重要的、發展的舞臺，是一個完成個人與社會發展任務的重要的思考空間，它為我們守護精神家園，讓我們的心靈有所安頓、有所歸依，它賦予人的行為以真實的意義，并幫助我們獲得真正的人格力量；從文化人的角度出發，馬惠娣優美地闡釋休閑：“它使你在精神的自由中歷經審美的、道德的、創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它是有意義的、非功利性的，它給我們一種文化的底蘊，支撐我們的精神。”
一位朋友曾到西藏出差，他的車行駛在青藏公路上，四周寂靜，身后是高原純藍的天，起伏的山丘，自由自在的野花。公路邊有一名藏族婦女和一名十多歲的男孩，回來后講了一個故事，婦女和孩子衣著破爛，原本滾著鮮艷花邊的藏袍油膩膩的，污穢不堪，好幾處都綻了線，露出黃不黃、白不白的里子，孩子在草叢中采野花，他們走走停停，不時地高聲唱幾句藏歌。朋友的車駛過時，那孩子抬頭看了他們一眼，下意識地吸了一下鼻子，將手中的野花在陽光中揮了一圈，又笑著繼續向草地和山巒的交界處走去；婦人在孩子的身后也笑了。他們綻放出的陽光般和暖的笑容令朋友一愣，心里隨即泛出一股幸福感——但這幸福是屬于別人的，他還得抗著高原反應去工作。回京后，朋友迫不及待地問：“你說他們會羨慕我有車坐、有光鮮的衣服穿嗎？”
當我們在窺視別人的快樂的時候，別人也在窺視著我們。休閑生活不是富有者和成功者獨享的權利，林語堂先生稱之為“一種寬懷心理的產物”，它不一定需要金錢，反倒是有錢人不一定能真正領略休閑。守護住自己的精神家園，你的快樂會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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