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先生走了
——悼中行老
馬惠娣
（2006年3月3日）
昨天上午十時，數百人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竹廳最后看望了中行老。這位在風雨中走過98個年頭的老先生安臥在鮮花叢中，還是那么安詳、平和，像是在沉睡中。
我是從昆明出差回來才聽說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怕此消息有誤，便打通先生家的電話。他的大女兒證實了并告訴我3月1日中央電視臺早晨7點鐘《東方時空》欄目將播出有關先生的專題片，還告知3月2日上午10點在八寶山舉行告別。
我的思緒有點亂，甚至突然感到某種迷茫。
連日來，站立在我家專放先生書作的書柜前，一本一本翻閱他送與我的那些書，往事也一一出現在眼前。
我與先生相識于1991年。那時我正在幫于光遠先生搜集有關對所謂《易經》研究新發現——什么從《易經》中可以解讀64個遺傳密碼、計算機的發明是來自《易經》等資料。于先生希望我多找資料，以便回擊這些沒有科學根據的論證。我不懂《易經》，自覺得這個任務完成起來有困難。因此，讀書看報就特別留意這方面的文章。
恰巧這時在報紙上（《文匯報》？）讀到張中行先生的一篇關于“《易經》中不存在現代科學” 的文章（文章確切的題目記不清了）。我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很快就得到他的回復，并邀我到北京大學朗潤園11公寓（？）——他的女兒的家一敘。（那時，他還沒有自己擁有的居所）
我們一見如故。有關《易經》中不存在現代科學的問題，他談了很多，引經據典、有理有據。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學識十分淵博，所述觀點往往是一語中的，很深刻、很尖銳，但平和的語氣中透著“不容置疑”，敘述的氣質傳遞出一耿介書生的真與執拗。
臨別時他取出《負暄續話》一冊，并在扉頁上簽寫了“擇本 馬惠娣女士指正 張中行 九一年九月”。
告別的時候他執意要把我送出來。我記得我們在朗潤園走了一圈，好象還走到了未名湖畔。先生邊走邊向我講起了老北大的人和事。1991年秋天的朗潤園美麗、清澈、寧靜。
此后，我們不斷地有來往。我去他的家，他也到我家來。每次他出版的新書都贈予我，每次在扉頁上他都為我簽了字。
我曾隨他去河北香河的老家，他講述那里的故事，探訪記憶中的那座塔、那架小橋，以及靜靜流淌的河。他說，他的青少年時代在這里度過，留下了很多很深的印象。他喜歡吃香河肉餅、小米粥，這兒做的地道！
他喜歡講老北大的故事，他與我講過胡適、俞平伯、辜鴻銘等，講過紅樓的哪一側門前有一個燒餅鋪。
他喜歡硯臺，有時他會從柜子里拿出那些“寶貝”給我看，給我講解。我記得有一塊硯是宋代年間的。他告訴我，20世紀60年代初人們的生活極其困難，當他在西單商場發現這塊硯臺時，20元錢他都拿不出來，但是，他太喜歡了，最終還是把它買回來了。關于硯臺典故，先生知道的很多，常常向我講起來。
知道先生識硯，我和丈夫決定請他幫助我們買一方。那年（大概96年或97年）他幫我們在當時開在南池子皇史城中的“名硯齋”相中一塊大約20厘米厚、60厘米長、40厘米寬的大歙硯一方，價格不菲。先生說，老坑的歙硯可能基本沒有了，這塊可能是最后的作品。先生還說，這塊硯的形態以及雕工都古樸、自然。我們當即買了下來。遺憾的是，幾次想請先生寫一個“硯文”，但覺得太勞先生的大駕，最終也沒有向先生提出。
又是哪一年（大概95年或96年？）他已經搬到了祁家豁子的華嚴里，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已備了一幅寫好的字給我。總共四句，宣紙2尺盈余，中楷行書。送給我時，他特意裝進了一個信封里。然后他囑我說，如你要裱糊，可到琉璃廠的“榮寶齋”，找薩本了（？）先生，告訴他是我讓你來找他。先生賜予墨寶與我，讓我喜出望外。回來后反復觀之、賞之。
他書房中的那個舊的八仙桌，是先生每日伏案寫作的地方，是他沉寂思考的地方。他習慣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大張的格子紙寫作，一字一格。每個字都那么認真、端正，獨具魅力。文章似乎都一氣呵成，很少有改動，即使有改的地方也勾勒得清清楚楚。他不滿有人改他的稿子，他說，常常被改錯了。因此，用他的稿子是不許被改的。如果要改，那他寧可不發。
他后來搬到華嚴里的寓所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給他的。三室一廳，水泥的地面，白灰的墻體，沒有任何裝修。他說，這樣挺好。室內的家什大多普通，但他的八仙桌、書柜（好象八仙桌上還有一個宋代某人的手書真跡）都有點歷史。
他的飲食也很簡單。粗糧雜食是他喜歡的。他告訴我，他喜歡喝點酒，不需要豐盛的菜肴。可不是嗎，他家的門旁有時的確堆了酒瓶子。后來只要我去探他，就帶上一瓶茅臺酒。他會批評我，這是奢華。但他還會說，茅臺酒當然是好酒，留著和朋友一塊喝。前幾年他囑我千萬不要再帶了，他已經很少喝了。
他喜歡京劇。但我沒聽他唱過。我告訴他，我也喜歡京劇。他很高興，便跟我聊起了梨園的逸事。他推崇劉曾復先生，說這位清華大學學理工的，對京劇、京劇史的研究功力相當深厚，是京劇研究大家。大概是1997年的秋季，先生帶著我來到當年的名伶梁小鸞家里（東總布胡同東北角的路口處，現在已無蹤影），同來的還有劉曾復先生、故宮博物院的朱家縉先生。梁小鸞早年師承王瑤卿，后又拜梅蘭芳，曾與譚富英、李多奎、金少山等同臺演出，紅極一時。那個下午，已是近80歲的梁先生清唱了幾段，然后又欣賞了她當年演出時留下的錄音。先生囑梁小鸞送她的《我與京劇藝術》書一冊與我。
1998年的春節先生還把梁先生、劉先生請到我的寒舍與于光遠夫婦、陳魯直夫婦（后來成思危主席也來了）相識、相聚，共敘友情。后來先生與于光遠多有交往，偶爾會小聚在一起。
他喜歡讀書，而且從他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了習慣。他說，他不會做家務，得宜于有賢妻。（我認識師母時，她已年逾80歲。人嬌小，背部有點駝。她仍留有舊時女人的風范——賢淑、溫良、大家閨秀。后來她患腦萎縮，每次見我去，總會說同樣一句話：“你總也沒來，怪想你的”，然后會不斷地重復這句話。師母給我留下了美好和深刻的印象。我覺得她那淡然的笑、那妥帖的舉止，對先生的成就也是一種輔佐。）
他的書房里有幾柜子舊書，都是他青少年時代和大學期間閱讀過的。我驚訝地發現這個當年在北京大學學語言文學的才子，也讀彭加勒、羅素、洛克、盧克萊修、藹理士等大量西方的科學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他曾告訴過我，他的好多自由民主的思想是受到這些書的影響。他的床上靠墻一側和床頭都放滿了書。讀書、寫作是他平生最喜歡做的事。
我的手頭存有一本《有閑階級論》，是1995年的中秋節我去看他時，他得知我正跟于光遠先生研究休閑問題，他向我推薦了這本書。這本書是先生舊書中的一本，從扉頁的簽字看，“民國28年3月17日托子明由局拿來”，還寫了“人間奇書之一，中行”。我曾問先生，如何理解此書是奇書之一？我記得他說，西洋人的學問很深刻，把富人階層剖析的淋漓盡致。這本書雖然又經商務出版社重新翻譯出版過，但我始終沒有買到新版本。所以當我還他書時，他說，這本書就留在你手里吧，反正我不會再讀它了。
在先生眾多的弟子中，徐秀珊頗得先生的賞識。90年代中期，我在先生的引見下，與徐有兩次謀面。她小我幾歲，人很質樸，性謙卑文雅。先生評價她認真、勤奮、刻苦，曾經在北京電視大學學中文。那個時候她正協助先生編《說夢樓談屑》，并為之寫下了“編后小言”，其文風、語氣、稟性很接近先生。
我曾見過多位先生的朋友，而先生的朋友們大多像先生的為人與氣質，是先生影響了他們？還是“人以群分”？我常尋思著。
最后見到先生是2005年的3月。上海作家紅舒來京邀我和作家協會的張素英一同前往先生的家。那天是兩個阿姨把他從床上扶起。大家圍坐在床邊與他聊東聊西。記得他還出了個對子，還評論了郭沫若的《申甲三百年》，還說到了柳如是。我們與他合影留念。張素英還給他帶去了文聯付給他的稿費。大家打趣地說，先生得請客才是。他也笑應著“我請客”。
……
先生的一生的確未曾“逐鹿中原”，未曾“驚天動地”。但他的骨子里始終是“思想澎湃”，“一種入骨的，是以大智慧觀照世間”（“自嘲”篇）。他的書、他的字、他的詞、他的做、他的行中凝聚了“八百里湖光，奔來眼底；十萬家憂樂，涌上心頭”，“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月夜；六朝花柳，幾無隙地種桑麻”的情與思。
他散淡中透著執著，儒雅中透著傲骨，平淡中透著軒昂，隨意中透著嚴謹，莊重中透著詼諧。這是先生的魅力和感染力。
先生總是自稱“平庸之人”。他在《流年碎影》的扉頁上寫下這樣的字句：“自然，人有大小，事有大小，我的人和事，都小而不大……”而在此書的“住筆小記”上又寫到：“我人平庸，經歷也平庸，未曾中原逐鹿，也就寫不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來。”當然，其他的書中他也是這樣自遣自己。
正是他的“平”與“庸”，留下一個“淡泊明智、寧靜致遠的“負暄翁”。對于先生的“淡”，徐秀珊女士在《桑榆自語》一書編后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淡是平實，質樸，無金粉氣。味是耐咀嚼，可以再思三思。這種“淡而腴”的味道，我以為不僅關乎他的行文風格，而且與他的人生態度有關。”
先生的人生態度是什么呢？我以為，先生喜歡“負暄”，追求負暄。他以“負暄”為題完成三本書，即：《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既使《桑榆自語》、《流年碎影》、《說夢草》、《禪中說禪》等，不也是在“負日之暄”的境界中嗎！
先生的“負日之暄”是怎樣的境界？——“找個心愛的安靜地方結廬，門外看流云，門內理殘籍。枕上，春日聽啼鶯，秋日聽蟋蟀。如此，數晨夕，盡余年。如有機緣，我將選擇哪里呢？……”（見先生《通州懷往》）
負暄翁走了，在“負暄“處結廬。那里必是春風融融，陽光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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