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紀行（五則）①
——馬惠娣
一、妙哉！知快守慢
成都人的閑適在全國是出了名的——喝閑茶、打小麻將、開小奧拓、當蹺腳小老板。成都人流傳一句口號：“不要把自己弄得很累”。
在當今，人們的生活節奏快、各種競爭慘烈。與之相映成都人顯得很另類，很“不合時宜”。因此，說道成都人的閑適，外地人往往帶有某種輕蔑和不屑。
但一位成都文化人的“知快守慢，張弛有序”卻說得妙，釋得好。何為“知快”，即：對知識的吸吮要快，對信息的撲捉要快，對智識的東西理解要快；何為“守慢”，即：要養心、養性，要遵守規律，要不慢而慢、一張一弛，否則欲速不達。
正因為懂得“知快守慢”的道理，才有“巴蜀之地”輝煌的歷史文化——都江堰、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巴蜀師爺諸葛亮、國寶熊貓、道教發源地、杜甫李白郭沫若魏明倫……談及這些，成都人猶如在品玩和擦拭一塊寶玉。
就說現在，咱們成都人的創造業績也很了不起——第一個摘掉人民公社的牌子，第一個恢復當鋪，第一個發行股票，第一個辦民間銀行、第一架包機出國，要吃糧找紫陽等等。看得出，此時他們的臉上蕩漾著得意。
是呀，成都人說，我們正在走向現代化，但不是“機械化”，人尤其不能變得“機械”，生活更不能“機械”。我們還要豐富現代化，從容走向現代化。他們自毫地說，成都人在生活方式上，“知快守慢、張弛有度”，恰恰寫盡了“動”、“靜”相攜，“張”、“弛”合序的微言大義，是成都人的生存智慧，是一種高超的辯證思維。尊重生命，又熱愛生活; 關心大事，又不放過小事；順應自然，又會享受自然；心性恬淡, 不失快樂；尋求財富，又不成為財富的奴隸。
成都人的“知快守慢”，讓我想起了清代文人李密庵的《半半歌》：“看破浮生過半，半之受用無邊。半中歲月盡悠閑，半里乾坤寬展。半郭半鄉村舍，半山半水田園。半耕半讀半耕廛，半士半姻民眷。半雅半粗器具，半華半實庭軒。衾裳半素半清鮮，肴饌半豐半儉。童仆半能半拙，妻兒半仆半賢。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顯。一半還之天地，讓將一半人間。半思后代與蒼田，半想閻羅怎見。飲酒半酣正好，花開半時偏研。半帆張扇免翻顛，馬放半韁穩便。半少卻饒滋味，半多反厭糾纏。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只半。
在我看來，“知快守慢”和《半半歌》揭示的是人生的真諦，生活的真諦，休閑的真諦，“道”（規律）的真諦。妙哉！妙哉！真乃異曲同工之妙哉。
二、天府之國：城市歷史的一張名片
顧名思義，天府之國是老天爺青睞與眷顧的地方。據說，都江堰未建之前，天老爺也曾教訓過四川人，連年水患讓古蜀國的人民苦不堪言。
自李冰父子以“深淘灘、淺作堰”的理念，創造了人類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跡后，“一江春水清流千里，奔向廣袤的成都平原，流淌著造福于民的旋律，奏鳴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樂章”，讓四川平原美麗富饒、物產豐富，讓四川人豐衣足食，安居樂業，讓巴蜀之地群賢畢至，英才輩出。天府之國由此而生，至今已2000多年的歷史。
在我小的時候，我便知中國有一個“天府之國”，那里不僅地肥水美，生活富足，而且那里曾經養育了中國眾多的大詩人、大文豪。喔，那里還保留這“五候祠”，那可是“三國”遺跡，“杜甫草堂”唐代大詩人居住的地方。
記得文革期間閱讀《郭沫若全集》時，知道他是四川人（樂山）。怪不得呢，郭沫若成為大文豪，是因為他誕生在“天府之國”。對郭沫若的敬慕，轉而對天府之國的敬慕。天府之國的神秘感、崇高感、敬畏感一直保留在我心里。
“天府之國”多么好的一張城市歷史的文化名片！
遺憾的是，現在的天府之國，正被休閑之都、旅游佳境等名詞所替代。自詡“天府之國”的人越來越少，而稱“休閑之都”、“旅游圣地”的人越來越多。
是呀，現在時興丟棄歷史，忘宗棄祖。如今的天府之國的人也沒脫俗。
讓人心痛的是，當我們把祖上留下有形遺產（城市、建筑、房屋、街區、手工技藝等）已作踐得差不多的時候，又無所顧忌地把我們淺薄與鄙俗的心用在了搗毀無形遺產（良好的民風民俗、節日、文化歷史名片）上。當然，“中醫”、“龍”、“麻將”、“節日”、“漢人的傳統服飾”等等，統統可以不要。（實事求是地講，自韓國人將端午節申遺后，我們開始有了某種的省悟。但許多地方申遺的功利性很強，即把文化遺產當成“搖錢樹”，而新一輪的毀壞又開始。）
中國歷史上兩張最著名的城市名片：“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與“天府之國”，如今都同時變成了“休閑之都”。可是，當你讓他們解釋什么是休閑？“休閑之都”應該是什么樣子？他們卻是一臉的茫然。
相當多的人以為越多地引進別人的就是體現文化多樣性；以為越是洋化的、現代化的就是文化多樣性；以為走向世界，就是模仿世界，抄襲世界，而輕視、偏離本土的、本民族的、本國的文化樣式；這當是一種曲解與誤解。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希望，不要再讓破壞性的“發展”，不要再讓各級政府的“政績與業績”，不要再讓商家的貪婪，不要再讓所謂的“創意文化”切斷我們那一息尚存的脈搏。
三、“修舊如舊”中的嘆息與欣慰
中國對于城市的規劃有著悠久的歷史，并形成了獨特的城市風格。古時，不論是老百姓還是統治者，對天、地都有一種敬畏感，認為天的領域是不能隨便占有的，土地是寶貴的，因它供給我們五谷。由此形成了中國的古城建筑盡量少占有空間，在有限的范圍內精心營造，以巧妙的形式溝通左鄰右舍、溝通天地萬物。
在記載公元前990年到公元前453年歷史的《國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周朝的城市立法（距今3000年）：“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災也。其余無非谷土，民無縣耜（發SI音），野無奧草。不奪農時，不蔑民工。有憂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意思是說，“種植行道樹木標志里程，偏遠地區要有旅客餐飲服務站點。城市近郊要有牧場，邊境要建迎賓客棧。洼地里要讓野草叢生，城區里要分布樹林和水池，以備防災。大片土地都種糧食，使農民不會將農具懸掛閑置。衙役不可以耽誤農務，不可以浪費人民勞力。國民優裕無匱乏。有休閑，無過勞。城府的基礎設施井然有序，地方的力役供求得當。”短短數語把城市立法中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勞作與休閑、城市與農村、工與農的和諧關系詳述其中。
城市是文化的產物，文化是城市的靈魂。不同的時代留下了不同時代的文化“作品”，構成了城市的價值基礎——縱橫交錯的街區、獨具特色的民居、淳樸厚道的黎民百姓、市井生活的雜陳街景、公平正義的商貿交易、井然有序的海岸商埠、枝葉繁茂的草木園林、美麗動聽的民間音樂、傳家久遠的《家訓》詩書、做工精巧的藝術作品；普通市民的勤勞、智慧、善良、淳樸、誠信、友好、禮貌、博愛、守法的優秀品質——所有這些城市生活中的平實、平易、平靜、平常、平凡的要素，構成了城市文化的多樣性與唯一性、個性與共性、理性與感性、審美與自然的統一，使我們的大千世界豐富多彩、絢爛多姿。
當今，城市化進入普遍的誤區，以為城市化、現代化就是“拆舊房、建高樓，中間不要樹和草；毀小巷、拓馬路，豪華汽車滿街跑；商務圈、娛樂城，五光十色鬧糟糟；棄歷史、造假的，不倫不類謂‘創造’”。
城市面孔的雷同，讓人陣陣揪心。都市中的高樓大廈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豐碑”，千篇一律地學著外國模樣建起的以水泥、鋼筋、玻璃幕墻為主體的高大建筑；城市的大街小巷充滿商業氣息的各種霓虹燈下的廣告則炫耀著所謂的“時尚”與“高貴”。嚴峻的是，城市的媚俗、粗制濫造、以及雷同化、洋化、商業化氣息越來越濃。破壞了許多城市原有的特色風格。
這是文化的悲哀！城市的悲哀！
城市發展的歷史進程表明，城市的魅力在于保留不同歷史文化時代留下的人脈與文脈，并形成整個城市的有機體系。而城市的文化和品格恰恰需要歷史的積累，需要有形遺產和無形遺產的交相輝映。
有點讓人欣慰的是，如今的成都正在這集體落敗中，以“修舊如舊”的理念開始挽救老街區。已經面世的“錦里”、“文殊坊”等新區域，可以讓人領略川西的傳統街景與人文脈絡。但愿那些尚未拆除的建筑在 “修舊如舊”中重新煥發往日的風采。
希望，文化歷史悠久的城市少建或者不建所謂的“主題公園”、“大型娛樂（愚樂）區”，多一些藝術館、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
四、“小富即安”是耶？非也？
“小富即安”典故出自何處？未查！
但傳統中，“小富”好像是有標準的。在物質生活方面，大概是我們的先輩所說的“一畝三分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在精神生活方面，大概是“詩書傳家久，忠厚繼世長。”如此這般，即可安居樂業。早在《詩經》中，我們的先民就吟出了“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大概是“小富”標準的理論依據。
成都人告訴我，大多數成都老百姓都有“小富即安”的心理，他們解釋說，“這樣活得不累”。這句話讓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許多人對“小富即安”有焦慮，因為，小富即安是典型的不思進取的表現，那么我們怎么現代化？怎么拚搏向前？怎么變“大國”為“強國”？怎么完成每年兩位數字的GDP增長?
你看人家美國人，一家洋房幾套、高級轎車幾輛、滿世界地旅游……，那是強國，那是現代化。憑啥，只許你美國人享受，我們中國人就不能享受？因此，我們也要大富大貴。
然而，遺憾的是，歷史上“小富”有標準，而如今“大富”卻沒標準。一個擁有一百萬的人，認為自己仍很貧窮，因為好多人有上千萬、上億、數十億、數百億。在“大富”目標的指引下，應運而生了眾多的車奴、房奴、卡奴、“肯老族”，他們活得很累，很局促。?
“大富”也正讓人們大肆地向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資源、人文歷史資源攫取。“大富”正讓人們不擇手段地致富——社會浮躁、世態炎涼、人心離亂。“大富”也讓我們目光短淺，而沒了智慧。
美國歷史學家雷·金格在他的《財富千年》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拷問美國人：“美國的國民進入了飛馳的狀態，在沒有標準的領域馳騁，沒有用來規范他們的傳統，沒有用作路標的遠見卓識，沒有休息調整的港灣，沒有墳墓之外的終點，沒有財富之外的目標，而財富又永遠無法使他們滿足。”這話，其實也在拷問中國人。
據說有統計表明，收入在2－3000之間的人心態最自得。這個收入，可以保障正常的生活支出，沒有生活的窘迫，也不惦記著買房子置地，安于現狀，因而不為達不到的目標所累。這大概屬于新時代的“小富即安”標準！？
老實說，我屬于“小富即安”族，沒有太多的欲望，沒有太多的物質追求。有點像第歐根尼，睡臥在哪里甚至是貓窩不重要，但是應當有“陽光”。是嘛！“鷦鷯巢于森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小富使人簡單。簡單，才能讓人歸于平實；簡單，才能讓人感覺輕松；簡單，才能神情專注；簡單，才能自由、欣賞和創造；簡單，才能持續與和諧；簡單，才能休閑。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鼓吹成都人的“小富即安”。這種“小富即安”是一種安身立命的心態。“詩意地棲居”就能成為現實。
五、“小麻將”，利也？弊也？
“小麻將”并非指麻將牌小，而是把麻將當成游戲“耍”。“打點小牌，盈點小錢，休點小閑”是“小麻將”的要義。
遍布成都市城區、郊區，凡是有游憩空間的地方，便有麻將桌，便有耍②麻將的人，便有人們恬淡的神情。
成都人喜歡津津樂道“小麻將”，他們肯定它的存在，并歸納出小麻將的九大功能——“和諧大眾與和諧社會”功能給我印象最深。他們希望首屆世界麻將公開賽能在成都舉行。
“成都麻將”早有耳聞，人們對此毀譽參半、喜憂參半。此前，我基本上也是此態度。記得2002年來樂山和成都考察，我對麻將的態度既不是模棱兩可，也不是態度曖昧，而認為是弊大于利，憂多于喜，毀多于譽。因為那時候，我也把麻將等同于賭博。
但有時對一個事物的觀察與思考，如若換個角度，結論就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2003年始在于光遠的帶領下我開始接觸麻將游戲，后來又成為他任世界麻將組織主席一職后的助理。于老的許多見識影響了我。
他說，在他童年時，舊上海也很盛行打麻將，他常常被麻將游戲所吸引，往往駐足觀看。麻將游戲中的推演、概率、隨機、計算等特性激發了他對數學和哲學的愛好，并影響他一生的思維和智慧。
他又說，西方人的博弈理論得益于棋牌游戲的。
他還說，麻將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把麻將用于賭博，乃人的問題，而非麻將之過。當今，麻將游戲存在某種衰落現象，值得注意。至于有人有意把麻將引入賭博歧途，則需堅決制止。尤其以麻將游戲進行賭博必須嚴懲。他還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不要以為把耳朵掩上，把眼睛遮上，就以為“麻將異化現象”就不存在，那是愚蠢的、不負責的。
“成都麻將”我沒有太多的了解，感言膚淺。直觀的認識是，“成都麻將”大眾性、普及性、參與性、娛樂性較強。順應這一需要，無論是個體、民營、公共設施都提供了響應的場所，而且“物美價廉”，人們很容易企及，尤其老年人從中得到的實惠較多。成都人的“閑”、“慢”、“小富”與“小麻將”或許有某種聯系。
建議有關部門把成都麻將作為一個案例加以調查與研究，總結出其中的經驗與教訓。
此次訪問成都，“小麻將”倒讓我思索了與之相關的問題，那就是：
一是，人不能沒有游戲。游戲是人的天性，違背天性早晚是要出問題的。
二是，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都取決于閑暇時間的利用問題。閑暇時間多了，我們干什么？這是時代的大課題。
三是，正確的休閑理念與價值觀是規范社會生活與個人行為的基礎。因此，建立全社會的休閑教育機制應迫在眉睫。
四是，當代娛樂應合理吸收傳統文化中的“游憩”理念，即“禮、樂、書、數、射、御”多元化和多樣化發展；應“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寓教于樂，重在提升人的教養。
無疑，任何一個事物都有具有兩面性，這是一切事物的辯證法。互聯網可以把世界變成“地球村”，同樣可以讓網絡癮癖的人命喪黃泉；賽馬、足球是體育競賽項目，同樣有人可以耗巨資賭球、賭馬，讓你傾家蕩產；走路，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后腳？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同樣可以變成某些人賭博的手段。
西方國家的經驗表明：國民的娛樂生活從來不應離開政府公共管理的視野。社會有閑時間越多，對閑的管理任務就越重。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說：“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幼稚的嬰兒語言，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娛樂是休閑生活中的組成部分，不是休閑生活的全部。任何一種娛樂形式如果沒有節制，都有可能發生逆轉。
對休閑和娛樂的公共管理，絕不是“封、堵、禁”，看來也要學學都江堰“深淘灘、淺作堰”，善于疏導、開源節流最重要！
希望“小麻將”越耍越健康、越文明；比肩世界，創造世界。
① 2006年12月3－7日應四川休閑文化研究會（籌）邀請訪問了成都，并與魏明倫、張昌余、陳志明、周德洪等十數位巴蜀英才座談、觀光、覽勝、對飲、小酌、品茗不亦樂乎。尤其他們的吟詩作畫、談故論今，仍有天府之國史上的遺風。
② 成都人的“耍”，就是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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