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資本的隱憂
——五一勞動節休閑隨筆
馬惠娣
前幾日去理發店理發，邊理發邊看電視播放的節目。只見畫面中端坐某男，口若懸河地講“司馬相如對卓文君劫財又劫色”的故事。該男猶如當事者，對司馬相如是如何不擇手段地欺騙卓文君進行了細致入微和繪聲繪色的描述……我無法再能聽下去，情緒失控地喊到“騙子、敗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旁邊的兩位顧客和理發師對我的失態有些愕然。稍傾，似乎明白了什么，一位先問我：“您是老師？”另一位問我：“您是學歷史的？”接著一位似乎在勸慰我說：“現在的電視就時興這個。”我對諸位說：“我是一個學者，我知道現在時興‘細說’或‘戲說’，而且電視中的表演者往往都是被人們尊稱的知識分子。可是這樣的“歷史”哪里是在傳播5000年中華文明，分明是在肢解歷史，解構文明。用野史（至少是旁枝末節的歷史）細說或戲說，以此吸引人的眼球，撩撥人的“淫欲”和“窺視欲”，引導求知者誤入歧途。用意何在？不就想通過電視把自己在一夜之間變成名利雙收的“明星”。可是知識分子歷來是擔社會道義者，是民族的脊梁。看到這樣的現象，我下意識地感到憤怒與羞愧。當然，這樣的旁門左道在歷朝歷代、各行各業都曾存在。過去，由于沒有現代媒體技術，因而不會對民眾產生太大的影響，沽名釣譽者的名利也難以獲得，同時又往往被社會良知所不恥。”還好，幾位不僅理解了我，還很贊同我的觀點。
是呀，時下這個現象已漸入“佳境”，如此的文化贗品雖是冰山一角，卻受到熱播與熱捧。以學術為幌子的各種節目和多種媒體的嫁接正蕩滌中國，也成為見怪不怪的文化現象。
薪火相承了2000多年的尊師重教傳統正被瓦解——大學注水、教授泛濫、碩士博士無處求職，新的讀書無用論正像一股涌動的潛流在蔓延；讀書也僅僅變成了一塊求職的“敲門磚”；我們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大學、卻無有頂級的學術大師。學者的研究可以不那么神圣，不那么較真，不那么嚴肅，不那么潛心，進而淪落為“稻糧謀”。什么社會良知，社會責任，社會脊梁統統化為烏有！對此，現代媒體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制造一批又一批文化商人，污染一批又一批渴求知識卻無辨別是非的受眾。難怪臺灣學者李楊說“中國大陸沒有文化名流”。
我們不能不拷問社會的大眾傳媒、大眾文化傳播者、大眾文化生產者的社會責任，不能不反省那些所謂的文化傳播者正把文化變成“勢利鬼和時髦者的游戲”。
還有一種現象同樣令人憂心忡忡，如今我們把最具人文意義的三個節日（春節、五一勞動節、十一國慶節）鍛造成了“黃金周”。各種媒體同聲一詞“五一黃金周”、“十一黃金周”、“春節黃金周”，以致于每當三個假日來臨之際，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出游和購物，人氣加財氣，節日的意義全變成了“貨幣黃金”。節后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告就是黃金周的盆滿缽盈。由此誤導民眾對價值理想的判斷與選擇，誤導民眾對節假日文化意義的理解，以致于使以民族精神、道德倫理、價值理想和審美情趣為底蘊而進行精神體驗與洗禮的三個節日的意義蕩然無存。
如今，科技的迅猛發展，解放了我們的肢體、減輕了體力，使我們擁有了更多的閑暇。然而，國人對閑暇與休閑價值的理解太狹隘、太淺薄、太粗鄙。整個社會把休閑簡單地等同于吃、喝、玩、樂。一些媒體正在揀拾西方人遺棄的牙穢，制造出眾多的“愚樂”節目，誘惑出善男信女的“明星（影視）崇拜”、“金錢崇拜”、“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看也看不完的電視連續劇大多被打斗、算計、色情、勾心斗角所充斥。等等。
娛樂商人們也正把休閑變成一棵碩大的“搖錢樹”，為了一己私利，可以毀家園、毀城市、毀生態、毀歷史遺跡、毀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當下在我國的許多城市中，商務中心鱗次櫛比，而文化中心卻少之又少。和諧社會與可持續發展在他們手里成為一句沒文化底蘊支撐的空話。
閑暇時間也被看作沒用的“東西”，要么放任自流，要么都被趕去出游、購物，滿足感官與生理的欲求。人并沒有在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增值，相反產生厭惡與排斥。在人為制造的喧囂中，人們為名累、為利忙，忘記了沉思、忘記了欣賞、忘記了自律、忘記了社會責任。以圖書館為例，我國圖書館總量不過2700多所，相當一部分圖書館常年不購書，讀者也寥寥無幾。而國民讀書狀況極為堪憂，調查顯示，人均年閱讀書數量僅有0.4冊。連應該讀書的人都不怎么讀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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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跡象都告訴我們，本來就脆弱的中國文化資本正在畸變。
有人會問，什么是文化資本？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告訴我們說，文化資本通常有三種形式存在：1）具體的狀態，以精神和身體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觀的狀態，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圖片、書籍、辭典、工具、機器等，這些商品是理論留下的痕跡或理論的具體體現。3）體制的狀態，是一種客觀化的形式”。文化資本的積累往往是處于具體的狀態與過程中，即我們稱之為文化、教育、修養的形式。布爾迪厄把“早期家庭教育投資”、“能力培養”和“節約時間”看作衡量文化資本最有效的途徑。在他看來，教育與教養，是最大的文化資本，是最有能力轉化為經濟資本的資本。這種資本的投資越早越好，回報率越高。
當然，文化資本的積累是所有個體自己的事，它起始于家庭、童年，起始于讀書、勤奮、誠實、節儉、禮儀、善良┅┅，這是社會文化資本的基石與基座。
也正因為如此，西方人的文化資本建設，首先從教育、藝術欣賞、讀書習慣等方面入手，并形成良好的互動循環——富有者，把錢捐獻給教育，這樣可以使絕大多數人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教育的普及才能培養高素質的勞動生產力；高素質的生產力才能有整個國家的創新能力。
興辦教育是美國構筑文化資本的重中之重，有錢的人愿意把大量的錢捐贈給學校，這個傳統延續至今。美國只有200多年的歷史，而大學、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堪稱世界之最。也正是這些文化資本從根本上造就了美國人不斷創造經濟奇跡的輝煌歷史。
在著名的意大利歷史名城佛羅倫薩，傍阿諾河畔矗立著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座私人博物館，其中貝利尼家族以18代人的心血和積蓄為國家、為世界保留了大量的藝術珍品和歷史文化遺跡。是意大利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精英鍛造了這樣的文化資本；是這樣的文化資本給予了佛羅倫薩的價值。而且這種價值也延伸到了其他商品中，同是一款手包、瓷器或其他物品，擺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商場中，它的價格要比來自中國的產品高出10倍，甚至上百倍。
說到這樣的傳統，不能不提及歷代西方社會精英對打造文化資本所做出的貢獻。著名的制度經濟學和休閑學的奠基者索爾斯坦?凡勃倫先生，當年在觀察有閑階層的休閑行為時，注意到“有閑”生活采取一種“非物質”的方式，即一種以“準學術”的或“準藝術”的方式進行，認為這是高級的、有價值的，它應該體現在滿足人的精神上、審美上、文化上的需求。他還注意到，這樣的有閑生活不僅可以提高人的教養、社會的文明程度，還可以將人導向自律和高尚。自1899年《有閑階級論》出版后，全美國逐漸形成了鄙視“炫耀性消費”的風氣。為健康的文化資本大廈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才能有更多的人走向志愿者活動、捐助活動、慈善事業、教育事業、社會服務等。富有的人用更多的錢捐助更多的大學，興建圖書館、藝術館、運動館、博物館，并形成國家文化傳統。
在中國，人們對“文化資本”的認識還相當膚淺，只看到以“商品”形式為載體的文化資本，而忽略了以人的精神和社會體制等形式存在的文化資本，尤其忽略了文化傳播者、文化事業開拓者，以及文化精英的社會責任和道德良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歷史上的中國文人，歷來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風聲語聲讀書生生生入耳”擔社會道義的責任感，也有“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治學與治事的追求，便也成了中華民族輝煌歷史的締造精神。如果當代文人墨客放棄這樣的精神，取一時社會之悅，嘩大眾一時之寵，為商業大潮所裹挾追逐蠅頭小利，那就不是自己的悲哀，他將殃及民族與國家的未來。
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曾在論述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時指出，“可惜的是，近百年來各種流派一味翻新，不斷刺激，神圣之感早已蕩然無存。現代派文藝又總是以個人感覺作為評判標準，竭力縮短審美心理的距離，追求即興沖動，同步反應和本能共鳴。其結果是沒有一家能擁有足夠的責任感和深厚的精神蘊藏。”這話尖刻而深刻，卻又切中時弊，直把批判的目標指向文化傳播者和文化產品生產者中的人文缺失和道德淪喪。但愿這段話對處于文化資本壘砌階段的國人有所警醒，尤其是文化傳播者和文化產品制造者的警醒。
2007年5月4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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