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馬惠娣十年對話——關于休閑學研究的基本問題》
目 錄
序言(1)
序言(2)
第一篇:休閑與哲學
第二篇:休閑與文化
第三篇:休閑與教育
第四篇:休閑與閑暇
第五篇:休閑與勞作
第六篇:游戲與創造
第七篇:休閑與旅游
第八篇:休閑與經濟
第九篇:休閑與產業
第十篇:休閑與消費
第十一篇: 休閑與休閑學探源
內容簡介
本書兩位作者傾10年之力,對休閑的歷史、休閑在人類文化思想史中的價值做了深入細致的考察與思索。本書《對話》中的十篇,關注休閑這一新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由這一現象提出的哲學、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等問題;關注休閑對生命價值的影響、對人性的滋養、對文化的孕育。《對話》中的十個問題,不僅是休閑學研究必需面對的問題,而且也是在國內外休閑研究中比較匱乏的工作。兩位作者以跨學科的思維方法對所討論的問題給出了獨到見解和理論創新。
序(1)
——于光遠
這部對話寫了十年原因很多,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休閑研究比我們原來想象的要難得多。最初缺少對國外的了解,待有了了解之后,又發現與休閑相交叉的學科領域太多。因此,只能慢慢累積,慢慢萃取。
一本書寫10年,固然有不可急功近利的原則在其中,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和馬惠娣都喜愛這個學科。之所以喜歡原因有三:一是休閑研究的跨學科性能發揮我們一貫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二是休閑本身所具有的人文文化特性與我們本身所向往的“存在狀態”很契合;三是學者的創造意識使我們愿意為這一時代問題而耕耘。還一個難得之處,馬惠娣幾乎是潛心研究,別無旁騖。所以,這個對話一直是在興趣中進行,不知不覺10年過去了。
休閑,是個既古老又新鮮的課題,她的古老文化是什么?如今她的新意如何體現?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經濟學家都怎么評說?黎民百姓市井生活如何對待?等等問題都需要花功夫梳理、甄別。《對話》中所涉及的十個方面是休閑研究中基本的、核心的問題。我們用哲學引領,用跨學科方法思辨,希冀用我們獨到的視角和對人類文化與文明有一個新的認知。
休閑既是一個社會問題、時代問題、宏觀問題,又是一個個體問題、生命問題、微觀問題。無論如何看待,她都與我們人生中的三分之一,存在中的三分之一,生活中的三分之一密切相聯。她需要與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人類學、經濟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對話。
書稿完成后,我有這樣幾點想法:
一是休閑文化的特性問題,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休閑在傳承文化方面一定有獨特的價值。我們確信中華民族的休閑理念有優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質在其中,需要認真梳理,不能因近現代以來休閑的沒落而拋棄她。當然,對此我們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另外,我建議,向世界輸出中國文化,包括中國人的休閑智慧和休閑價值觀以及由此創造的藝術形式。
二是關注休閑引起的產業鏈和新的經濟現象。目前在中國,事實上休閑產業已經崛起。可是一些企業,也包括管理者和市場營銷者,只知道休閑給經營帶來機會,卻缺少人文關懷意識,不了解人的休閑究竟要達到什么目的。經營休閑產業的企業盲目性很大,許多休閑產品缺少創新,缺少人文精神。所以,在這些方面尚需更多的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創新方法、創新技術。
三是關注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閑暇生活、休閑行為。人民大眾是社會的大多數人群,是國泰民安的基礎。國計民生不僅關心他們的疾苦問題,也包括關心他們的休閑生活。我們常說滿足人民大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精神生活需求,就應該體現在休閑生活中。我一再強調理論不能脫離社會實際、束之高閣。這個原則什么時候都不能忘。
做任何事總歸要留下遺憾與不足,我們的對話也不例外。因此,尚需在未來做進一步的思考與創造。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形成中國休閑研究的學科特色。這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重慶大學出版社打算在未來系統地出版這方面的書,包括國內外的休閑研究成果,這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計劃。我希望他們精心組織、精心策劃、精益求精,以鍥而不舍的精神把這個選題做好,為發表學者們的成果提供園地,為推動這個學科的發展作出貢獻。
于光遠
2008年7月15日
于北京京東寓所
序(2)
——馬惠娣
一
這本《對話》起源于10年前,1998年中國文聯出版社李珊莉女士注意到我與于光遠老師正在做休閑研究。她找到我們的時候說,她正在策劃一套“20世紀學術大師對話”叢書,希望我們的對話能成為這套叢書中的一本,并當即與我們簽訂了正式出版合同。
最初對《對話》的設計包括六個方面,有休閑研究、自然辯證法、教育思想、科技規劃、死亡問題、于老的人生。那個時候,我和于老的對話常常是在隨意中進行,一般也不確定主題。我們最先完成了“論人生”和“論教育”兩個部分。
可是,那個時候我剛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訪問回來,已開始了“西方休閑研究譯叢”五本書的翻譯工作。1998年底至2000年7月我的時間幾乎都傾注給這套譯叢了,《對話》的事就不得不擱置下來。緊接著做三個國家課題,許多時間便被占去。按原計劃進行《對話》只能緩慢進行。此時于老也把相當多的精力放在了休閑研究上。索性改變計劃,把休閑研究作為對話的主題。此間,李珊莉女士多次催稿,終因不能按時交稿,使我們與中國文聯出版社的合作失之交臂。說來對不起李珊莉女士,她為我們的《對話》花了很多心血。
二
休閑研究在中國是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200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西方休閑研究譯叢”五本書標志著休閑學到中國安營扎寨,標志著休閑學在中國誕生。
填補這一學科空白,當然得益于于光遠的遠見卓識,得益于成思危、龔育之等學者型官員們的加盟,他們不僅揚起了中國休閑學研究的大旗,而且在他們的引領下,逐漸培養了一只研究隊伍,組織了多學科領域共同參與的學術團體,目前成思危教授正擔綱中國休閑哲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帶領大家向形成休閑研究中國特色的學術范式發展。
于光遠是中國著名的理論家、學問家,1955年當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院士)。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30年間,他是中國思想解放運動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憑著他的睿智、膽識、敏銳,常常云人所未云,發人所未發。對哲學、經濟學、教育學、文化學、科技發展戰略、文學作品等幾十個領域都有獨到的貢獻,涉獵范圍之多、之廣在中國的學者中還不多見。休閑學研究便是他晚年對中國學術界做出的又一重要貢獻。
于光遠1995年成立休閑文化研究小組,全體成員不過10余人,包括韓克華、朱厚澤、吳明喻、秦川、何偉、胡冀燕、楊海瑞、馬萬里等,還有我。1998年后成思危、龔育之、孫小禮、白春禮、陳魯直、成幼舒、馬俊如、韓德乾、孔德涌、沈寶祥、劉夢溪、王文章等人也陸續加入。(事實上,成思危、孔德涌在1996年中國軟科學研究會第一屆學術年會上,當他們看到我倍受責難時,他們用堅定的語言支持了我。也是在那一年,我當時正在北京大學做訪問學者,同樣得到了孫小禮老師的鼓勵與支持。)
休閑研究在中國最初的一些年常常遭人指責。一些人認為這是對資產階級生活情調的青睞,是對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現狀的漠視,是自由化的回潮。即使在學界,也把休閑研究當成是對吃喝玩樂的眷顧。文化大革命遺留的意識形態時常利用多種場合向休閑研究發難。
2006年還有權威人士建議我別把Leisure翻譯成“休閑”,為什么不譯成“休閑”,他沒有說。但我猜想是“左”的意識還在。
正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于光遠、成思危、龔育之不懼冷言冷語,旗幟鮮明地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為依據,闡釋了休閑研究的文化意義、時代意義與社會進步意義。休閑學研究在中國能有今天的局面與他們以及一批學術大家(包括學者型的官員)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事實證明,這門學科的誕生離不開學術大師思想的指引,離不開他們的社會影響力,離不開他們的遠見卓識,離不開社會生活對他們思想的需求。
三
1996年于老寫出“論普遍有閑的社會”一文,給了我們對休閑的認識以全新的理念。那一年的春天,于老邀集北京學術界和理論界的人士開了一個大約有60人的會議,他要我在這個會議上做主題發言。那次會議發表了我的處女作——“休閑:人類美麗的精神家園”。從此,我的精力幾乎是全部放在了跟隨于老做休閑研究上,也與休閑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于光遠學養深厚,視思想與寫作為終生“享受”;他喜歡獨立思考,長于哲學方法,善于發現和提出問題;追求思想創新,自稱“望家”和“發起家”。
我在整理對話筆記和查閱于老的各種文獻時,常常被他的敏銳與洞察所感動。也終于明白為什么1995年國家剛提出每周五天工作制,他立即意識到這一社會文化現象的重要性,并旋即成立休閑文化研究小組。
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于光遠就提出了發展旅游業的問題,公開發表了許多具體的建議和意見。國家旅游局第一任局長韓克華,在多年后談及于光遠時還說,“于老真是目光遠大。”
20世紀80年代初始,他開始倡導科學、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還特別談到女性教育與現代生活方式的關系,呼吁各級政府從抓現代生活方式入手,實現社會的改革與國民的進步。
1991年,他開始整理他的教育思想,提出“大教育觀”;提出21世紀的人應具備怎樣的知識、能力和品格的問題;提出“教育是關系到中國命運的頭等大事。這話沒有絲毫夸張,如果中國的教育解決不好,一百年后我們就會成為劣等民族。我說現在學校、家長、學生不得不為分數發愁,而分數這種手段是培養不出建設現代化中國的合格人才。”當時我協助他寫了這本書,給了我很深的影響。
1995年在慶賀他從事學術活動50周年的會議上,他提議我主持一個哲學咖啡屋,他希望中國的學人像巴黎人那樣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談哲學、談科學、談藝術,相互碰撞思想火花。為此我找了當時風入松書店的老板王煒(原北京大學哲學系),王煒還專程到于老家里商議具體事宜,不料在運作過程中王煒先生患急癥并離世,此事就此擱置下來。
他還關注到玩的問題,那個時候他就批評到,“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教授玩、玩具制作與發明,以及玩的理論與專業院系。這不是什么好事!”他還說,“人之初,性本玩,活到老,玩到老”,因此,“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學術,要掌握玩的技術,發展玩的藝術。”1997年他組織“玩的積極分子活動小組”,招募“玩的積極分子”,親自帶領大家到北京民族園踏青,組織室外學術沙龍。
1999年春,我隨于老去河北燕郊,在車中他與我談到了休閑哲學問題。他問我,中外哲學史中是否有對休閑的論述?還問我,休閑在人類文化史中居于什么樣的地位?是否有人做這方面的研究?他認為哲學表達價值觀,是方法論和認識論,更是學問的核心。他說,任何一門學問離開哲學的考察,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眼前,不見長遠;只見表面,不見本質。他一再告訴我,哲學不應該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體的研究,向著實踐的方向前進,直到實踐生活中顯示出這種研究的重要意義。休閑哲學也要體現出實踐性和創造性。
1999年在第一套“西方休閑研究譯叢”召開的編委會上,他說,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我們正在進入普遍有閑的社會。中國學者有責任關注和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有責任做學術積累。不論是哲學層面的討論,還是經濟層面的觀察,不論是引進國外研究成果,還是培育我們自己的研究力量,目的都是為普遍來臨的有閑社會做好理論準備。
2000年五一之后,他看到了旅游“井噴”的場面,在一次會議期間,他對我說,旅游問題是需要認真關注的,因為,旅游不僅具有經濟性,而且具有文化性,還是現代生活中的一種休閑方式。所以在注重旅游經濟效益的同時,必須看到旅游是人的文化生活的組成部分。他當即提出寫“旅游詞典”,許多條目就是在那次飯桌上邊想邊提出的。后來他又對條目框架做了多次修改。
此后,他開始構思“四種消費品理論”。傳統的經濟學常常把消費品分為生存資料和享受資料,而“四種消費品理論”把近現代交通工具、通訊工具,把對科學與教育衍射出來的消費品提了出來。其精彩和深邃之處在于他從“四種消費品”入手,來認識經濟學的本質和發展的本質問題,以及認識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新特點。
2003年他開始關注麻將問題,他說,“麻將是游戲的品類之一,是中國的文化智慧。當今麻將有異化的趨勢,甚至成為賭博的代名詞。有人想封殺麻將,我想不大可能,而且也不應該。把賭博現象歸罪于麻將,顯然是人的智慧出了問題,是人在逃避責任。”在他的倡導和主持下,于2005年前成立了“世界麻將組織”,世界上有近20個國家加盟,他擔任首屆主席,至今已連續召開了五屆“中華麻將文化學術論壇與麻將競賽”,為此還寫了十數萬字的書稿。
2004-2005年,他熱情地參加了我主持的三個課題的結項工作。他尤其關注到文化部重點課題“閑暇時間:我國公眾文化精神生活狀況的調查與研究”,認為閑暇時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說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問題都有很深刻的論述,認為利用時間問題是一個極其高級的規律。
2006年5月,由他破題,我們共同完成了《休閑.游戲.麻將》一書。
2007年12月9日我到他的家里,他若有所思地對我說:“今天是一二·九青年運動72周年,我特別憂慮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身體狀況。這個群體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有熱情但壓力也大,很多人不注意平日的體育鍛煉。小馬,你要關注這個現象。”
2008年7月9日傍晚他打電話給我,“小馬,我在我家附近的公園看到了北京平民的休閑生活,很值得關注。明天你帶上照相機來體驗一下。”
這些年來,他還參加了許多與休閑相關的學術活動,自2002年起召開的“休閑與社會進步學術年會”凡是在北京召開他都出席。世界休閑組織上屆領導和多個國家的休閑學者都曾拜訪過他。
在他的帶領和啟發下,我們合作發表了多篇文章,比如:“關于玩的價值的對話”、“關于消費在社會生活和經濟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的對話”、“關于旅游經濟與旅游文化問題的對話”、“關于閑暇與休閑的對話”、“關于勞作與休閑的對話”等為主題的討論。有些文章已公開發表,此次沒有收錄進來。這些工作為完成《對話》積累了思想和素材。
四
哲學是什么?答案有多種,但在本《對話》中我們更愿意把哲學理解為是對自由、理性、批判與反思的追求,是與“驚異”攜手同進。
我們的對話,于老更愿意采用蘇格拉底式的,很隨意、很自由。我的回答常常沒有膽怯,沒有拘謹,沒有束縛。雖然有時我會幼稚、淺薄、無知,但都被于老所寬容,所匡正。也有例外,他會批評我的數學和幾何知識極差,不會畫圖表,對經濟學也不那么感興趣。
《對話》分10篇,涉及休閑與哲學、休閑與文化、休閑與教育、休閑與閑暇、休閑與勞作、游戲與創造、休閑與旅游、休閑與經濟、休閑與產業、休閑與消費。每個都獨立成篇,10篇構成休閑研究的基本框架。這些都是休閑研究的核心問題。
另增加一篇是早些年間我寫的“休閑與休閑學探源”,這篇文章比較系統地考察了“休閑”與“休閑學”的概念、休閑學崛起的學術背景與社會背景等問題,對《對話》中的十篇有補充作用。
從哲學、文化、教育的視角研究休閑,是對人的本質的探索,是對自由、理性、創造的探索,是對人類文化共性與人性共性的探索。沒有對這些方面的認識,休閑就不是休閑研究意義上的休閑。
在《對話》中,我們把“休閑與閑暇”、“休閑與勞作”、“游戲與創造”看作是一對對范疇,試圖厘清它們相互關系中的真諦。提示人們認識這些范疇是對休閑本質的一種延伸,它們之間的互補性很強。
在對“休閑與旅游”、“休閑與經濟”、“休閑與產業”、“休閑與消費”關系的探索中,期待發現休閑與現代社會經濟運動和生活方式互動之間產生的新規律、新意識、新觀念。這些也許是《對話》中的創新之處。
《對話》中的10個問題,不僅是休閑研究必需面對的問題,而且也是在國內外休閑研究中比較匱乏的工作。我們無法逾越這些問題而奢談休閑的學術問題。
自然,還有許多方面沒能涉及到,諸如,休閑與運動、休閑與娛樂、休閑與傳媒時代、休閑與創意產業、休閑與大眾文化、休閑與生活實踐、休閑與社會變遷等等,這些看似時尚的、動態的、變幻的、延展的社會現象對于人類來說,究竟是1背后的若干個0,還是將撬動人類文化與文明發展的新杠桿?全球一體化伴隨傳媒技術同步化是否引出文化標識同質化?還有休閑與科學、休閑與宗教、休閑與藝術的關系問題,它們將向自然回歸,還是將顛覆原來的歷史軌跡,等等,這些頗具新意、也頗具挑戰的選題我們也正在積累和思索中。
五
在這十篇《對話》中,每一篇究竟都談了寫什么?
在“休閑與哲學”一篇中,我們認為,休閑哲學是認識休閑的核心問題。作為一門學科,它的最基本的理論應涉及哪些問題,目前還在探索中。但是,無論如何休閑離開哲學的思考,休閑便失去了作為一門學科的意義。從哲學的角度思考,休閑哲學當,且當回答:休閑的本質與價值,休閑的“在”與“不在”,休閑的合理與道德,休閑的結構問題,人在休閑中的結構問題,休閑如何促進人“成為人”等等,不啻為休閑研究的基礎。
在“休閑與文化”的討論中,我們指出,休閑是文化的基礎,這是人類文化的共性,是人性的共性,是生存的共性,是發展的共性,是創造的共性。從古至今、從東到西,休閑作為一種特殊的亞文化形態始終傳承著主流文化,并且以直接、親切、自由、富于情趣、人性化的力量滲透在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中。休閑,不僅給予人以生物性的幫助——恢復體力與精力,而且,可以通過有意義的休閑生活走進美麗的精神家園。文化依靠休閑滋養,休閑培育文化品質。社會進步史也是一部休閑史。沒有休閑難有真正的藝術、哲學、文學、科學與宗教,人類離開了休閑就是一架周而復始的機器!
“休閑與教育”是我們都感興趣的話題,也是每每談及都感沉重的話題。在休閑與教育兩個方面,我們很羨慕古希臘的文化傳統,因為古希臘文化孕育了這兩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她們一脈相承、同宗同源。休閑使教育變得輕松活潑,自由、欣賞、審美、體驗、創造——書寫了休閑的本質。教育使休閑更加豐滿、鮮活,并代代相傳。重視休閑教育,是從最高社會價值方面將休閑的學問視為善良、自由、尊嚴、公平、憐憫和仁愛,是引導人享受積極、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最佳的教育方式。
“閑暇與休閑”是休閑研究中的一對范疇,是容易被人混淆的兩個概念。它們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無“閑”,何談“休”。但此“閑”更指一種心態和心境。閑暇,是一種以時間形態存在的社會資源,其價值重大。休閑,是人“成為人”過程中的重要舞臺,是人的本體論意義之所在,是一種生活實踐和生命體驗,是人類的精神家園,是人生的一種智慧,是促進文明社會來臨的有效途徑。
“勞作與休閑”,也是休閑研究中的一對范疇,但一般情況下人們常常把它們對立起來。我們認為,勞作與休閑是人的存在的組成部分。勞動創造了人類,也創造了休閑;沒有勞動就沒有休閑,沒有休閑,人類就不會有高級的勞作形式。伴隨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的勞作與休閑形式都將發生重大的變革。一方面,勞動產品的附加值愈來愈高;另一方面,勞作與休閑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再一方面勞作對休閑的依賴也愈來愈多。西方學者預言,未來若干年“工作的終結”將來臨,這既可將人送入“天堂”,也可把人打入“地獄”。關注勞作與休閑的關系,實質是對人的未來存在的思考。無論如何,我們希望未來的勞動將會更多地凝聚人的休閑智慧,休閑智慧將使未來的勞動充滿創造的激情與樂趣。勞動形態的多樣化、多元化、個性化和人文化,既是人類的理想,也是文明社會真正來臨的標志。
“游戲與創造”,它們之間既是一對范疇,也是一種因果關系。游戲在相當意義上等同于休閑。我們強調:游戲是人的休閑方式和生活主題之一,是“衣、食、住、行”四大要素之外的重要生存條件。人之初,性本玩,活到老、玩到老。科學家從生物、生理、心理、人類學、腦化學、文化學等多角度的實驗得出了科學的結論,游戲與創造之間有很強的互補性。缺少游戲,一切生命都難以進化;缺少游戲,一切創造都難以找到源泉。人類社會偉大的原創性活動自始至終都滲透著游戲。
“休閑與旅游”,既是歷史的,也是現代的。旅游是現代人普遍享有的休閑方式之一,是與人際關系和人類交流相聯系的社會文化現象,是人的一種精神文化生活,體現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是人性的一大進步。休閑理念融入旅游,能增強旅游的文化屬性,開闊旅游者的視野,拓展旅游業界的范圍。旅游-旅游休閑-休閑旅游-休閑是旅游業發展的必然規律,是旅游者成熟和理性選擇的法則。旅游是經濟性很強的文化事業,又是文化性很強的經濟事業。
“休閑經濟”,是休閑帶來“蝴蝶效應”的產物,是當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休閑經濟體現了傳統經濟向微觀化、人性化、多元化轉變的歷史總趨勢。休閑與經濟有著內在的聯系,休閑促進消費成為社會新經濟的來源。休閑經濟的崛起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是社會普遍的“有閑”和“有錢”以及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其二是普遍的休閑消費行為促進了休閑經濟的形成;其三是新經濟發展提出了“以人為本”的迫切要求;其四是經濟發展模式由“物”轉向“人”。休閑經濟的本質是以人為本、人文關懷。這是休閑經濟對傳統經濟理念的一大貢獻。
“休閑消費”,基于“游離出來的50資本”(馬克思當年所說)與人的休閑行為產生互動。休閑消費,是人的消費行為之一,它基于傳統的消費,但又不同于傳統。它具有改變工業社會“消費范式”的傾向。休閑消費既包括對物質產品、文化產品的消費,也包括對新觀念、新知識、新價值觀以及衍生物的消費。注重消費過程中的情趣、情緒、情感。它的崛起得益于人民大眾普遍的有錢、有閑與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休閑消費其本質上是對日益興盛的“物質消費主義”思潮的一種反叛。它倡導消費的合理化和適度性,倡導休閑生活的簡單、簡樸與簡約。
“休閑產業”,反映現代文明的產業形態。休閑產業區別于傳統產業,本質上是“傳遞愛的天使”,創造文化精神食糧。休閑產業強調以人為本的服務,以人為本的創造;注重服務的人文性,創造的文化性。休閑產業的稱謂區別于第三產業、服務業、文化產業,符合時代的特征。
《對話》中的十篇,關注科學技術發展中提出的社會哲學問題,關注休閑這一新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由這一現象提出的哲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問題;關注休閑對生命價值的影響、對人性的滋養、對文化的孕育。
六
所有這些研究,有我們多年的思索,有對眾多文獻的研讀,有對異域文化優秀成果的汲取,有突發的靈感,有憑欄中的遠眺,有回眸中閃爍的星光。在不斷的否定中來肯定它們或否定它們。在闡述的某些方面我們有原創思想,在某些方面有獨到思想,在某些方面也確有對前人不可逾越之處。在某些令人遺憾或不盡人意的方面,還有待未來的改進和提高。
在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盡管這十個部分獨立成篇,但它們之間又有內在的關聯,因此一些重點段落有重疊之處。如果回避這個問題,會造成某些獨立篇章的不完整性。另外,有些篇章早已寫完,有三篇已發表過。
歷來,創作有“十年磨一劍”的傳統,古人常常是“閉門謝客,披閱十載”,寫詩“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真乃是“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埏蹂極工而后已”,詩人因為詩作和自己的聲名密切相關,所以即使是一首小詩也無不錘煉至極為工巧才罷休,可見功夫之深、人品之重要。我深知此中的道理,并極力以此勉勵之。
雖然以休閑研究為主題寫《對話》積累了10年的時間,但于老提出的許多問題都有一定的難度。于老的思想很明確,他告訴我說,思想、觀點都要創新,要獨立思考,凡是借鑒的東西都不能不經消化或不經批判拿來就用。學問不是名利場,而是做人和治學的態度,鍛造你的學術個性與追求。
俗話說得好,“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我之幸運,不僅是師傅把我領進門,而且在修行中還不斷得到多位師傅、師長的扶助與提攜。
我不是一個聰明之人,學力也不夠堅實,好在肯刻苦,能耐得住寂寞,喜歡在這片處女地中執拗地堅守。從主觀愿望上我當然想寫好,但恰恰是于老的許多問題太“叼鉆”,很多問題我不得不先易后難,或回避之。對于創作我有熱心和耐心,卻缺少靈性與才情,《對話》中失色的部分看得出我的低能與力所不及。
于光遠在看完書稿后,認為將來的工作可以在三個方面加強:一是休閑文化的特性問題,他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休閑一定有一席之地,而且有優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質在其中,需要認真地梳理。對此我們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向世界輸出中國文化,包括中國人的休閑智慧和休閑價值觀。二是關注休閑引起的產業鏈和新的經濟現象。他說,一些企業知道休閑給經營帶來機會,卻缺少人文關懷意識,不懂人們的休閑要達到什么目的。經營休閑產業的企業盲目性很大,許多休閑產品缺少創新,缺少人文精神。 所以,在這些方面尚需更多的創新思維、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創新方法、創新技術。三是關注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閑暇生活、休閑行為。理論不能脫離社會實際、束之高閣。“就目前情況看,國家建立休閑教育機制很必要,也很迫切。”他多次這樣說。
于老的這些話很中肯,也很具有針對性。看來,休閑研究的課題很多,路很漫長。
七
休閑學研究在中國是一門新學科。近些年已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與嘗試,其中不乏上乘之作,但也有限于“碼字”、“復制”、“攢活”、“抄襲”的行為,除了學風的浮躁外,與休閑研究在學界、在教育界尚未被廣泛地接納有直接的關系。人才匱乏更是當務之急。據我的觀察與分析,前幾年將休閑研究作為自己學術方向的人較少,雖然出現了一些文章,也發現了一些好作者,但很快他的成果又出現在其他領域,因為好多院校或者科研院所沒有這個方向。另外的問題是,目前的休閑研究大多局限在旅游和體育運動領域,理論方法引進的多,原創的少。一些論題或課題過于實用性和功利性,常常是就事論事,缺少休閑學基本理論素養,缺少休閑研究的系統知識和跨學科知識,尤其缺少人文文化知識。相信這個局面會很快得到改善。
我在休閑研究的13年間,一個最重要的收獲是學會“以欣然之態,做心愛之事”,愿意與大家分享與共勉。
其實,不要太注意你的即時成果,陳釀一下也許醇厚味更綿長。但是要注意,千萬不要違心地做自己不愛做的事、感覺痛苦的事,這樣很難寫出好文章,即使僥幸發表了,可是往往經不住歷史的檢驗。沒有深刻的沉思,沒有艱苦的付出,僅想以投機取巧、以不勞而獲、以沽名釣譽、以嘩眾取寵騙取學術,不僅會被學術所淘汰,而且也斷送了漫漫人生。
在此,寄希望于同行與同道,尤其那些從內心喜歡這門學科的同仁們,在我們提供的這塊“踏腳石”上凌空躍起,以你們的才智和激情為休閑研究中國學派的形成貢獻你們的智慧。
2008年6月15日初稿
2008年7月16日定稿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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