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套“西方休閑研究譯叢”由中國經濟出版社正式初版
第二套“西方休閑研究譯叢”：《休閑與生活滿意度》、《休閑教育的當代價值》、《勞動，社會與文化》、《美國人生活時間分配的調查與反思》、《21世紀中葉的休閑與休閑產業》，日前由中國經濟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這是繼2000年8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閑》、《走向自由：休閑社會學新論》、《女性休閑》、《你生命中的休閑》、《21世紀的休閑與休閑產業》5本書后，歷時近10年我國學界翻譯出版的第二套西方休閑研究經典著作。
第二套“譯叢”翻譯工作起始于2003年，完稿于2007年，之后又不斷地打磨。但由于版權問題拖至如今，目前仍有兩本：《美國人生活時間分配的調查與反思》、《21世紀中葉的休閑與休閑產業》版權未果，將稍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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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西方休閑研究譯叢”系列叢書序言
王文章①
休閑文化作為一種亞文化形態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在詞義學中，“休”，既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的一種隱喻，也是對“天人合一”思想的表達。“閑”，不僅寓為道德、法度，而且引申為思想的純潔與安寧。“休閑”一詞體現了中華民族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
3000多年前的《詩經》就是以詩歌的形式對古代民眾休閑生活場景的輯錄與展現。在儒、道、釋各家思想中，也以不同方式體現著我們民族的休閑理念.比如，儒家主張“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道家強調“靜觀玄覽”；釋家厲行“清靜心性”；都是極高的休閑境界和審美境界。而在大量的文學藝術典籍中，諸如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蘇東坡的“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等詩句都是將休閑、人性與文化完美結合的典范，同時也表達了一種生活的智慧。中華民族眾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保留了人類文化寶庫中精湛的技藝、工藝和手藝，而且是對休閑生活形式的一種創造。
休閑是文化傳承的載體，也是文化創新的搖籃。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休閑更像是隨風入夜的細雨，哺育和滋潤著文化的成長。很難想象一個沒有閑暇、且不懂從容生活的文化何以走得長遠。
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伴隨科技的迅猛發展，使越來越多的人有時間享受休閑；國民文化水平和總體素質的提高，使國民的自主休閑意識不斷增強。與此同時，生活節奏的加快，社會競爭的激烈，壓力之下生存的人們需要一個休閑的精神家園。
目前，休閑已然成為一種產業，作為產業形態的休閑有著很強的文化屬性。大眾越來越熱衷于對文化產品的消費，休閑產業本質上就是創造文化精神糧食，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并推動社會文化的進步和發展。
休閑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可以將人的生活帶入精神層面，即讓人們脫離物質主義的束縛，去尋求精神上的進一步完善；也能使人的生活同自然達到一種和諧，從而克服由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擴張而引起的人與自然的沖突。在這個意義上說，休閑是人類生活走向和諧的有效途徑。
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自七年前成立休閑文化研究中心，在于光遠、成思危和龔育之等諸多學術大家的指導和支持下，多次舉辦國內外學術交流,為構建符合我國自身特點、并能扎根本土的休閑學體系，做了開拓性的工作。在此過程中，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相關成果，并將其介紹給中國讀者，當是不可或缺且具有積極意義的一項內容。
繼2000年推出首套“西方休閑研究譯叢”后，各位學者再接再厲，如今又推出第二套譯叢。《休閑與生活滿意度》、《休閑教育之價值》、《走向21世紀中葉的休閑與休閑服務》、《勞動、社會與文化》、《美國人生活時間分配的調查與反思》五部著作，是精心挑選、認真翻譯的休閑學研究作品。
“譯叢”付梓在即，主編索序于我，難辭此請。爰抒淺見，草成茲篇。是為序。
2009年6月11日
于北京
①
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
編者的話
馬惠娣
（一）
人類對休閑價值的認識有著悠久的歷史。
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他說，“諸神憐憫生來就勞累的人們，因而賜予他們一系列的節日，并由酒神、詩神、太陽神相伴，由此人的身心獲得滋養，他們變得高大、正直。”而亞里士多德對休閑近乎頂禮膜拜，說休閑是“一切事物環繞的中心”，“是科學、藝術與哲學誕生的基本條件”。他們認為，人在休閑中的沉思狀態是最好的境界，是人類存在的一種“目的因”。這個目的因使人達到“心智的消遣”，獲得精神的自由。因為自由能增長人的德性、智性、知性、通達性，進而才有科學、哲學、藝術、宗教、文學、詩歌、音樂、體育等方面的創造。
在中國，休閑在漫長的文化歷史長河中，猶如一條輕柔的絲帶將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緊緊地維系在一起，不僅使5000年中華文化傳承悠久綿長，而且由此創造的價值理念——天人合一、仁者愛人、淡泊明志——成為世界對人類文明膜拜的“祭壇”。自然地，在中國文化歷史進程中，休閑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她既是文化傳承的一種載體，又是文化的創造者，并以直接、親切、自由、賦予情趣、人性化的力量潛移默化地滲透在民眾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中。
中國人的傳統休閑理念注重“自省”與“內斂”，儒家講究“吾日三省吾身”；道家則強調“靜觀玄覽”從而達“道”；釋家傾力于善，勸戒于六大皆空，并攜佑眾生。這是中國主流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休閑，既是休養生息，也是講求生存的品質；既是“成為人”的舞臺，也人的精神家園。
中國人的休閑主張“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并體現在“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中。孔子、老子、莊子至今仍閃爍著人類智慧的光芒，仍是當代人類尋求錦囊妙計的藏寶之地；唐詩宋詞以及其他藝術形式的作品仍散發著誘人的清香，仍是人類體驗美、欣賞美的源泉。
西方人的休閑將快樂、自由、欣賞、體驗、創造巧妙地融為一體，文藝復興誕生了歐洲精英休閑者不朽的休閑作品，其人文精神成為照亮歐洲文化與人類文明的一盞明燈。
耐人尋味的是，古代中國的圣賢與古希臘的精英，幾乎在同一個時代在不同半球發出了幾乎是同一個思想的聲音，也幾乎同時養育了看似不同，實乃殊途同歸的東、西方兩大文化脈絡。
是偶然？是巧合？依我看來，休閑是人類文化的共性，是人性的共性，是生存的共性，是發展的共性，是創造的共性。這些共性決定了人類對休閑的共同理解與共同的追求。
（二）
然而，人類在近幾百年中理想沉淪了、方向迷失了，人被貪婪和無盡的欲望控制著，離休閑愈來愈遠。傳統休閑價值在社會的嬗變中被肢解得愈來愈凌亂；休閑價值的精髓也愈來愈多地被物質主義所浸染。
勿庸置疑，伴隨近現代工業的高度發展，一方面人們擁有了愈來愈多的閑暇時間，在擁有物質財富的同時，開始向往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愈來愈物質化的社會，致使片面的物質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貧困正撕裂著當代人。面對人類這樣的場景，尼采曾哀嘆“人死了”；馬克思尖銳地指出，“人被異化”；貝爾悲楚地吶喊“我是誰？”；海德格爾則追問“在的意義”；弗洛姆直陳人類正在“逃避自由”。人類的精神源泉遭到了嚴重的污染。
這一后果，當然迫使人類對生命、對存在的意義、對發展與進步的目的與標準產生了深層的思慮，并嘗試著用多學科的視野探究此中的端倪。
休閑學研究的興起，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并崛起，其實質是對人類前途命運的一種思考，是對當代人類文化精神和價值體系發生斷裂的現狀做某些補救工作的一種努力，是對傳統休閑價值理念的重新梳理，希冀喚醒人的文化自省與文化自覺，并重新找到人的存在方向。
（三）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休閑開始進入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并成為社會文化經濟中的新現象、新問題。1998年我訪問美國回來后，開始著手組織翻譯第一套“西方休閑研究譯叢”。
2000年8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同時推出了《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閑》、《走向自由：休閑社會學新論》、《女性休閑》、《你生命中的休閑》、《21世紀的休閑與休閑產業》5本書，為這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開辟了新疆域、新里程，并填補了中國學界在這一領域的空白。
之于即將面世的第二套“譯叢”，其時間已過近10年，休閑正在中國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并為整個社會所關注。如果說十年前，中國學人只是開始了解休閑，中國的百姓只是開始感受休閑的話，那么十年后的今天，休閑學研究已然開始朝著系統化和體系化的方向在努力。如今，休閑一方面“知微”于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另一方面則“見著”于整體的社會評價與社會目標中，乃至于成為公共服務事業、社會體制、管理手段、經濟行為、產業結構的重要部分。這是時代發展的結果。
眾所周知，普遍有閑是這個時代的重要特征。休閑開始走向普通人的微觀生活，甚至成為人們每天必須面對的“功課”。休閑學研究在充分關注個體生存和人性發展意義的同時，也關注與之相伴的經濟生活、消費生活、精神生活。基于此，休閑研究期待著多元文化與多種學科的共同對話。因而，對于正在起步的中國休閑研究學者來說，學習和借鑒人類一切優秀的學術成果顯得尤為必要與迫切。
第二套“譯叢”翻譯工作起始于2003年，完稿于2007年，之后又不斷地打磨。但由于版權問題拖至如今，這是修成“正果”的必經之路。中國人說，好事多磨！
（四）
第二套“譯叢”仍選譯了5本，依然是美國休閑學研究的成果。美國雖然作為當今世界最為發達的國家，但同樣被休閑問題所困擾，甚至成為令人感到危機的社會問題。將要問世的5本譯著分別從不同學科、視角、層面、方法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從學術思想引介的角度講，美國休閑研究依然是我們學習、借鑒的范本。借著這個話題，我講一個小插曲。去年我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參加“國際社會學大會”時，特意拜訪了國際休閑研究委員會前任主席、英國利物浦大學羅伯茨教授，希望他幫我推薦翻譯第三套“譯叢”的書目，令他驚奇的是，他推薦的書與作者，多本都在我們已譯完的10本書中。他有點驚異，很快說了一句：“你干得很漂亮。”由此說明，這些研究成果是得到國際學界的認知與認可的。
這5本書的遴選與確定得益于編委會全體成員的努力和指引，所有的編委在整個翻譯過程都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對翻譯工作給予了支持與協助，特別是在對西方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方面對我多有耳提面命。“關注國計民生中的休閑，關注休閑中的人文關懷”是我們始終不渝的社會責任和學術旨趣。如果說，這些譯著對中國學界有所貢獻的話，那么要歸功于集體的智慧。
就我個人而言，這套譯著我都喜歡。翻譯之前我曾瀏覽過原文，其中的思想和方法給了我很深的影響。當然，盡管人性中的共性問題相當一致，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所提出的問題又有很大的差異性和獨特性，這給我們的研究與思索帶來了更多的挑戰。所以對這套“譯叢”也充滿期待。
（五）
《休閑與生活滿意度》(Leisure and Life Satisfaction: Foundational Perspectives)幾位作者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方面論述了休閑與生活滿意度的相關性，指出，當今社會，休閑已全面地滲透到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越來越成為提升生活品質、滋養精神、改善福利、溝通人際關系、培養正確的價值觀、促進社會和諧的良好途徑。該書研究視閾寬廣，實證性強，尤其在組織管理、開拓市場、企業運營、休閑產品設計、休閑服務理念等方面有獨到的見解與論述，使得這本著作呈現出一種典型的多學科、多角度的特點。同時，書中也為那些有志于進入休閑服務事業的專業人士提供了專業指導，對如何把握休閑現象的內涵、合理構成休閑產業中的各個門類、休閑產業結構、休閑服務水準、休閑項目設計、休閑產品營銷、休閑管理立法等提供了有價值的思想。書中引用的許多資料與文獻對中國學者會大有裨益。
《休閑教育之價值》（Educating For Leisure-Centered Living）是休閑教育家查里斯·波瑞特比爾教授的作品。他以敏銳的洞察力觀察到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的畸形，一方面是經濟的持續發展，閑暇時間的不斷增多；而另一方面，是人的價值失落。物質消費主義盛行，教育偏離了育人的方向，社會疾患無所不在，諸如：離異、行為不端、犯罪、暴力、酗酒、吸毒、精神錯亂和自殺等行為充斥于生活的周圍。人們越來越關注工作倫理，而忽視了休閑倫理。人正在成為追逐物質財富的奴隸。這些現象的發生，對休閑時間的不合理使用提出了詰問。雖然，休閑不是導致這一切現象發生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作者呼喚重視對工作或其他維持生計行為之外的休閑教育，樹立正確的休閑價值觀，培養人的多方面興趣和能力，促進自由時間的合理支配，鼓勵人們學會為社會承擔責任、用愛心服務于他人。在書中，作者討論了如何學習在一個以休閑為中心的社會中生存的問題，提出了為什么關注休閑、休閑在人的知識結構中扮演的角色、休閑教育的概念基礎、休閑與人類的價值和情感的聯系等問題。休閑教育的提出為傳統教育思想、觀念、途徑、方法、內容、手段等給予新的啟迪和挑戰。
《走向21世紀中葉的休閑與休閑服務》（Leisure and Leisure Services in the 21st Century Toward Mid Century）是杰弗瑞·戈比繼《21世紀的休閑與休閑服務》后，于2006年11月剛剛出版的新書（他送我這本新書是在2006年11月底）。
作者仍從環境、技術、交通運輸、價值觀、文化傳統的變化、人口統計學、經濟競爭、健康狀況、工作與自由時間、管理等多視角來俯瞰未來的休閑研究和休閑服務，體現了作者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宏大的研究視角，因而，這部著作既是休閑學的前瞻性研究，也是從宏觀領域研究休閑問題的摹本。
作者認為世界正在接受全面挑戰，諸如：人類生存環境越來越糟，全球變暖趨勢加速，空氣和水資源污染嚴重，生物多樣性正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愈來愈不適宜人居的城市建設，戰爭形式的變化，價值觀的沒落與喪失，每況愈下的人類健康，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后現代文化的浮現，新新人類一代的崛起，快速來臨的老齡化社會，工作與休閑方向的迷失等現狀正挑戰著人類世界。作者發出了令人深思的詰問：“人類將在哪里找到未來”、“未來的成就將是什么”、“世界是平的嗎”、“我們將如何在這錯綜復雜的挑戰和變化中保持一種平衡”等等，這些問題一經提出，就演繹成了人類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而對責任的承載，除了物質的東西，更需要人類的文化反省。休閑也許能幫上人類這個忙。
《勞動、社會與文化》（Work Society and Culture）。如果僅從題目上看，本書似乎與休閑研究不搭界。至今本書的譯者仍不解“主編選擇這本書要么是別有用意，要么是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這種理解有他的合理性。其實人們忽略了一個人類發展與創造的根本問題——沒有勞動，就沒有休閑；沒有休閑，也就沒有創造性的勞動。
本書為一本哲學著作，書中多處采用“反證法”解構與構建勞動、社會與文化的關系。文章結構縝密，絲絲入扣，卻語句平實、表意流暢。只是“反證法”的運用給讀者的閱讀帶來一定的難度。我與于光遠先生合寫的《勞作與休閑》中的許多靈感來自這本書。休養生息、勞作、休閑是人生的三大組成部分，它們之間既維系著自我的長成，也使人的社會化得以完成。三者之間相輔相成，誰也離不開誰。這種研究思路為休閑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自學生時代起，西蒙就對勞動問題發生了興趣，畢其一生用獨特的哲學視角研究了勞動問題。他認為，勞動是人的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社會履行的義務，唯有如此，人類才能達到身心健康、訓練有素、富有教養的文化境界。他尤其認為，當勞動者被有效地組織起來后，一切真正重要的社會問題才能得到處理與解決。正是這些要素才能建構文化的大廈。
他還指出，一個社會必須清晰“財富”的概念，否則任何經濟理論都寸步難行。在他看來，財富的基礎是“愛”與“誠實的勞動”。而“真正的文化是一片茂密的‘素質之林’——智性、德性、科學、技藝、審慎是素質的基礎，是勞動、社會、文化相互作用的真正力量。”作為一個總法則，一名勞動者，其“智性素質”越高，那么他進行創造性選擇的可能性越大。他相信，一旦這些創造性得到完全的發揮，傳統上認為與文化相對立的現代技術，就能成為發展人文文化的重要要素。
但是不能否認，西蒙的歷史局限性，尤其他的清教徒式的傾向意識不能讓他把他的思想詮釋放在休閑上。讀者可以悟出，勞動，特別是到達“素質之林”時，那一定需要休閑的存在。但西蒙先生那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這本《勞動、社會與文化》已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在許多國家流傳。
《美國人生活時間分配的調查與反思》（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由美國社會學家 約翰·羅賓遜和休閑學學者杰弗瑞·戈比合作完成的一部著作。
為了深入了解美國人對日常生活時間支配與利用的狀況，自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學者便以“時間日志”的形式，進行了長達40年的積累。1965年首次啟動“時間日志”調查，此后每隔十年便開展一次針對全國性的抽樣調查。調查要求被調查人以分鐘為單位完成日志記錄，記述自己在一天24小時內的全部活動與行蹤。
本書的兩位作者首次對這些時間日志記錄的資料進行了整理，并通過一個獨特的視角對美國人的時間支配情況進行了量化與質化的分析。
這項調查的分析結論令美國人驚訝的是，與人們的主觀感受相反，長期以來看似不斷增加的自由支配時間，并沒有將人解放出來，反而人們越發地被匆忙的各種活動所擠壓。兩位作者并沒有局限于對客觀現實和調查材料的描述，而是透徹地分析了這一“時間悖論”中所隱含的深層問題。作者從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的角度對美國人生活時間利用的現狀做出了深刻的反省。
正如作者所說：“本書囊括了測量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日常生活變化的各種標準。它主要記錄了人們在各項活動中所投入的時間量，但同時也盡量為這些數字賦予了切實的意義。”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D·普圖蘭也在本書的題序中指出：“本書不僅具有時效性，而且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在研究方法與研究角度上所做出的貢獻，也使其更具實用價值乃至學術意義。”
（六）
翻譯工作歷來是一項極其辛苦的勞動，也是一種再創造的工作。它要求譯者必須理解原著者的思想，以及相關的研究成果，準確地表達原著者的思想內涵，同時，盡可能排除在翻譯過程中由于自身理解的傾向性而造成的主觀臆測。這些都需要譯者有著很強的理論功底和嚴肅的學術作風。
從組織翻譯第一套“譯叢”開始，我就提出了“六負責的原則”，即：對譯者自己負責、對原作者負責、對讀者負責、對出版社負責、對原作品負責、對主編負責。整個翻譯過程，所有參與其中的譯者們，可謂盡職盡責，花了多年的時間和心血與他們手中的作品相依相伴。這些書都有譯者們再創造的功績在其中。
前面已述，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休閑智慧的文化大國，并具有獨特的個性和獨自的表達方式。中國學者在借鑒西方休閑學研究成果時，如果遠離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特性，那么這一學科的研究必然會缺乏歷史厚重感。馬克思說：“當你飛翔的時候，傳統就是你的翅膀”。因此，出版這套“譯叢”的目的是助中國學者的騰飛。
在此套“譯叢”完成之際，我們暢想于中國休閑學的美好未來，但同樣深知，腳下的路遙遠而坎坷。
馬惠娣
2009年6月12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