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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0年7月11-17日瑞典哥德堡國際社會學大會論文

“八個零”：折射中國農民工休閑生活境況之憂

——關于中國農民工休閑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1

2010年5月20日第一稿

2010年9月6日修改

摘要：伴隨中國30年現代化與城市化建設，一支農民工大軍迅速崛起。據中國權威部門統計，目前這個群體已有2.4億人，他們成為“中國制造”的基石主體和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課題以社會學的視角，考察農民工在其艱辛的勞作之后擁有多少閑暇時間、閑暇時間做了什么？對文化精神生活有怎樣的渴望？與城市文化有著怎樣的融合？“三代打工者”有怎樣的精神目標？城市為接納他們的到來做了哪些準備等問題。試圖以第一手資料揭示這個群體的閑暇生活狀況，并通過城市社會學和休閑社會學理論，探索農民工未來的發展方向，探索城市/社區發展政策與大眾文化服務的改進措施。

關鍵詞：農民工 閑暇生活狀況 城市建設 大眾文化服務

一　問題的提出

伴隨中國30年現代化與城市化建設，農民工大軍異軍突起。據相關數字顯示：目前,農民工數量已有2.4億人口。2

有關資料顯示，“如今農民工這一新興工人階級隊伍在人數上已超過傳統工人人數，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他們占城市第二產業的57.6％，占商業和餐飲業的52.6％，占加工制造業的68.2％，占建筑業的79.8％。據測算，目前全國平均每個農民工每年創造的GDP是2.5萬元，2.4億農民工創造的GDP就是5.7萬億元。”3 為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建設貢獻了力量，成為了“中國制造”的基石主體。

農民工作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艱辛的勞作之后，他們擁有多少閑暇時間，閑暇時間做了什么？對文化精神生活有怎樣的渴望？與城市文化有怎樣的融合？“三代打工者”有怎樣的精神目標？城市為接納他們的到來做了哪些準備等等現實問題，成為當今城市建設中人文關懷的新課題。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選取農民工閑暇生活方式這一剖面，以第一手調查資料揭示這個群體的文化精神生活現狀，并試圖通過城市社會學和休閑社會學理論，探索農民工未來的發展方向，探索城市/社區發展政策與大眾文化服務的改進措施。

二　調查主旨與方法

調查主旨：加強城市文化建設，改善人文環境，重塑服務理念、促進多元交流，探索服務新理念、新政策，讓城市成為所有人公平、和諧發展的舞臺，讓廣大農民工尊嚴而體面地融入城市生活。

調查方法：以問卷調查為主，兼及隨機采訪、入戶訪談、個案訪談、深入訪談、多年跟蹤觀察等形式進行。抽樣組織形式：按社區、性別、年齡段分層抽樣。樣本量：其中五道營社區和國子監社區發放問卷261份，收回有效問卷261份，有效回收率為100％。另有對宣武區槐柏樹街廣安門內街道農民工長年的調查約150份，總采集樣本約400人。

要求訪員向被訪者說明情況，調訪人員應態度和藹，問詢耐心；尊重被調者隱私；尊重被調者人格；實事求是填答問卷每一題，確保問卷的真實性、有效性、客觀性；分析過程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

調查數據分析方法：運用人口統計學、社會統計學和數理社會學的基本理論。

研究方法：社會調查技術是此次調研的基礎，同時采用觀察法、思辨法等。

三　基本概念與背景

農民工，通常也叫民工、外來工、外來勞務工，這些詞匯最早出現于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通訊》中。

農民工特指中國改革開放后，“戶籍身份還是農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從事非農產業、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員。”4

農民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基本融入城市，他們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單位，收入相對穩定；第二類，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時流動性較強，比如春節返鄉，他們在城市有相對穩定的職業、收入和居住地；第三類，間歇或季節性在城鎮務工，仍然兼顧農業生產。5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的職業特點是：勞動密集型，文化程度初級型，體力勞動型，勞動作業艱苦型，社交單一型。農民工這個概念在現實生活中或明或暗地隱含著一種身份性歧視。我們在做這個調查的時候雖然使用“農民工”一詞，但仍對這個概念產生質疑。

尤其隨著4000萬“90后”的加盟（即：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后出生的農民工，被稱為“90后”），6 他們是第三代進城打工者（其中有些是在早年隨父輩進城，在城里出生或在城市長大），雖然在數量上他們還不占主體，但由于其特殊性和今后的成長性，值得高度關注。

一般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年齡18歲到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征：與父輩相比，他們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他們家鄉觀念漸漸淡薄，對故土疏離，其生活方式和狀態與城市居民差異不大，對城市有認同感，強烈渴望融入城市，成為新市民。7相對于第一代農民工以個體為單位的勞動力轉移，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是以戶為單位的轉移形式。這種“舉家遷移”的方式，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對平等享有教育、醫療、就業落戶等方面的愿望極為迫切。他們希望能得到更多尊重、公平對待、平等權益以及實現自我價值。8

中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2010年全國人大會議召開之際指出：“中國已經出現了第三代農民工。中國大規模城市化、工業化需要高素質勞動力、高素質市民，因此要因勢利導，打開‘城門’，接納他們成為城市和現代經濟的一部分。”9

四　基礎數據分析

　　本次問卷調查設計涉及3大類，50個小項。除了被訪者外，還兼及他們的配偶與子女。

（一）人口統計學數據：

農民工男女性別：男性約占55%，女性約占45%；

年齡區段：19歲以下占3%；20-29歲占37.3%；30-39占33.8%，40-49歲占17.5%；50歲以上占7%。整體上看青壯年人口占多數。

婚姻狀況：未婚30.2%；已婚62.2%；獨身4%；離異1.8%。

文化程度：小學7.1%；中學45.3%；高中35.1%；大學10%；研究生1%。整體看初、高中學歷占多數。

進城時間：3-5年45.8%；6-10年31.6%；11-15年9.8%；16年以上6.2%。整體看進城5-10年的人口占多數。

全家來京者占38.2%；夫妻倆人16%；單身一人44%。

月收入情況（平均）：1499元以下29.3%；1500-2499元占46.7%；2500-3499元占12.9%；3500-4499元4.9%；4500元以上1%。整體看，月收入2500元者占多數。

人均生活費：均值為890元。

年純收入：約18815元。其中認為收入比原來多的占80%；比原來少占20%。

房租費用：約每月800元（在被調查人口中，70%為租房者；雇主提供住宿有16%；自購房6.1%；另有借住親友家等）。住樓房者15.1%；住平房者81.3%；少許住地下室。居所設施齊全（取暖、洗浴、廚房）僅占19%；而80%住戶缺少取暖、洗浴、廚房等設施。住在社區附近占72.4%；住在四城區10 內占22.7%；住在郊區占3%。

進城打工的主要目的：改善生活排第一位；掙錢占第二位；創業第三位；自我提升第四位；離開農村第五位；讓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第六位。

對未來的打算：年長者選擇：“干不動就回老家第一位；看情況而定第二位；供孩子上完學回老家第三位；一段時間在城里一段時間回老家第四位。”年輕者選擇：“創業”和“成為城里人”并列第一位。

不打算留在城里的原因：買不起房第一位；城市生活成本高第二位；工作艱辛第三位；不喜歡城里人第四位。

經常來往的朋友：有3位占48.7%；5位占29.4%；10位占8.6%；10位以上占13%；調查顯示：朋友的工作類型大多與被訪者的工作相似。

擁有北京朋友：五位占46.1%；10位占14.2%；更多朋友占23.5%；沒有朋友占16.2%。調查顯示，擁有更多朋友者多半從事商業貿易者和青年人。

（二）閑暇時間數據分析

　　 調查顯示，農民工所涉獵的職業多達40余種，主要在服務業和制造業領域，如：城市清潔工（保潔員）、家政服務員、生活設施修理工、（清理排污管道、油煙機）、理發員、菜市場賣菜人、保安、餐飲服務員、售貨員、小買賣、建筑工人、裝修工、搓澡工、廣告制作、出租車司機等。極少數人為自由職業者和僧侶11等。

其職業特點呈現出：勞動密集型，文化程度初級型，體力勞動型，作業艱苦型，社交單一型等特點。

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

每天工作6-8小時占29%；每天8-10小時占44.4%；每天10小時以上20.4%。

每周休息1天占55.6%；每周休息2天占20.4%；每周休息3天2.2%；有20%的人未填答。從數據分析看，絕大多數強體力勞動者休息日少，閑暇時間也少。

閑暇時間活動選擇：

看電視第一位；聊天第二位；閑逛第三位；逛公園第四位；互聯網第五位；

睡覺第六位。數據統計顯示，配偶活動選擇與其相似，無大的差異。

與朋友交往方式：

主要以同鄉聚會吃飯、聊天為主，大家相互輪流坐莊。

參與旅游活動狀況：

從未參與旅游的人占64.9%；有1次占13.4%；有2次占9.8%；有3次占3.6%；有5次占2.6%；有多次占5.7%。2500元收入者為出游主體，多為中青年。出游者與文化程度沒有必然聯系。

旅游目的選擇本市內占41.7%；選擇郊區占37.5%；選擇其他城市占37.5%。

每次出游花費100元占31.9%；花200元占31.9%；花500元占20.2%；花更多占16%。有私家車占9.3%；無車占89.3%。

子女娛樂活動與支出：

子女業余生活以看電視為主，為多數。孩子最喜歡的娛樂活動依次為：其他，唱歌，看電視，與同伴玩，上網，體育活動。而孩子在現實生活中的游戲依次為：看電視，唱歌，體育，繪畫，互聯網，與同伴做游戲。用于子女其他娛樂活動所需費用每次100元占38.8%；花200元占37.1%；花300元占14.7%；花400元占7.1；花更多占2%。

學齡前兒童入公立幼兒園占12%；入私家幼兒園占2.7%；自己照看占8.9%；未填答70.2%。

成年子女就業情況：無業者6.2%；就業者8.9%；自由職業者3.1%。未填答81.1%

購書讀書狀況：

不買書者占45.3%；買一本占11.6%；買三本占20.4%；買五本占6.2%；買10本占3.6%。買消遣類第一位，買經營類第二位，買育兒類第三位。

每年用于買書的費用：52%未填答；23%花50元以下；13%花100元以下；6.7%花200元以下；2%花500元以下。

宗教信仰狀況：

相當多的人未選擇填答。在填答者中，選擇其他的為第一位；選擇信奉佛教的為第二位；信奉基督教為第三位；信奉天主教為第四位。信仰活動方式：其他第一位；讀經書第二位；慈善第三位；吃齋念佛第四位；進教堂第五位。有宗教信仰者排在前五位的人群是：保潔員、家政員、維修工、理發員、賣菜者。

配偶狀況：

在文化程度方面：42%沒有填答；小學程度5.3%；中學程度28.9%；高中程度19.6%；大學和研究生程度5.3%。

同在城里做工35.6%；留在老家10.6%；專職家務1.8%；城里人10%；未填答43%。年齡均值為37.3歲。

沒有休息日占18%；休息1天占18%；休息2天8.9%；休息3天1.8%；沒有填答47.1%。

業余消遣方式，以電視、聊天、散步、逛公園、互聯網排前五位。

工作類型基本屬于服務業和加工制造業。

（三）對文化精神生活的渴求

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免費娛樂設施：娛樂設施排在第一位；運動場所排在第二位；技能培訓排在第三位；其他排在第四位。

希望分享社區休閑文化生活：圖書館排在第一位；公園排在第二位；講座排在第三位；組織文體活動排在第四位。

希望社區能創造的機會：與北京人交朋友排第一位；更多的社交機會排第二位；組織集體活動排第三位。

希望社區有定期的活動 ：社交活動第一位；體育比賽第二位；文學講座第三位；育兒交流第四位。

五　數據顯示：“八個零”折射了農民工閑暇生活現狀

我們用八個“幾乎為零”概括農民工休閑生活的基本狀況。調查顯示：
　　　　　

1. 大多農民工日常生活中的閑暇時間12 幾乎為“零”。當他們看到“休閑生活”主題時，幾乎都發出了一個共同的聲音：“如果我們有閑暇時間，還上哪兒去賺錢！”尤其靠體力從事服務業的勞動者，如：從事賣菜的、垃圾處理員、家政服務等往往是起五更爬半夜，有時甚至連生物需要的休息都難以滿足。許多中青年人基本上靠拼體力，靠年富力強的老本，即使在被他們稱為“高科技”的職業中，比如打字、圖文制作、電腦售賣的人群中加班加點也是常事。而且越是節假日他們越忙。他們沒有身體檢查的概念，原則上“頭疼腦熱自己抗，得病自己買藥吃，重病危病進醫院。”而用于培養情趣、提高欣賞能力的消遣幾乎不敢想。
2. 休閑生活中的文化精神消遣幾乎為“零”。調查顯示，選擇購書者寥寥，即使選擇買書者，一般選擇消遣娛樂類，或者育兒知識類，偶有買商務類圖書。買書者多半是青少年。大多數人從未買過書。而對到劇場欣賞戲曲、音樂、歌舞、電影的人也不多，偶有也是年輕人。有人說，他們并不是不想去影劇院，而是舍不得花錢，和沒有時間。而出于人生修養需要，甚至為學習技能而閱讀的人也極少。特別是近些年大學生畢業后工作難找，“新的讀書無用論”對正在成長的新一代農民工產生了許多消極的影響。當問及他們是否愿意繼續到學校讀書，絕大多數孩子的回答是否定的。也有少許的孩子希望再到學校學點“掙錢的本事”。“但參加各類培訓班的費用也很貴。”他們說。問他們閑暇時間做什么？孩子們會開心地說：“讀讀八卦消息，解解無聊的閑。”
3. 對文化性休閑概念的理解幾乎是“零”。休閑一詞在中國城鄉非常普及。但是對休閑的理解還是在“吃喝玩樂”的感性認識上，這與一般的城市市民無多大差異。如果把休閑與培養自我情趣，發現自我潛能，提升文化素養聯系在一起，他們聽起來覺得十分新奇。當問及，在農村祖輩上也流行“詩書繼世，耕讀傳家”時，年長者會苦笑著說：“誰還不知讀書好！只是讀書花錢太多。休閑對我們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多掙錢。可是沒有本事，沒有文化，就只能在底層做苦工賣力”。年輕人則說：“不管怎么說，現在的社會為我們提供機會進城打工掙錢總歸是好事。”安于現狀的態度比較普遍。
4. 參加社區活動幾乎是“零”。相當多的人雖然在當地社區居住了數年，但參與社區活動者極少。他們反映說：“一是沒時間，二是社區活動很少考慮到他們。”他們游離于社區之外，除了計劃生育、孩子入學等不得不與社區打交道，而其他的事務似乎與社區沒有什么關系。主觀上，他們普遍存在自卑心理，與城里人有疏離感；客觀上，社區工作把這一群體邊緣化；公共服務資源的配置很少顧及到他們。在調查中我們還注意到，社區干部對所轄區域內的外來人口基本情況了如指掌，但是社區公共服務方面的活動時常會忽略這個群體。
5. 融入城市文化幾乎是“零”。農民工試圖通過辛勤勞動獲得高于農村的收入，因此紛紛拖家帶口涌入城市。在他們的潛意識中，仍然認為城市生活方式優于農村，城市人口素質優于農村，城市文明優于農村。盡管是為掙錢而來，為改善生活狀況而來，但是由于知識、能力、技能、觀念等方面的限制，他們無法真正感知城市生活，并融入城市文化。在調查中我們訪問和參觀了多個農民工的家庭環境。大多數的房屋只是遮擋風雨之所，生活環境“臟亂差”是普遍現象，“蝸居”是真實寫照。與房主關系好的，尚有一點交流，“但是城里人骨子里瞧不起我們”，大多數人這樣說。 “90”后農民工在自卑中有無奈、有慨嘆，也有試圖改變這一現狀的愿望。多數“90后”，即使感到改變現狀之難，但仍堅定不移地說：我們要留在城市中創業，不再回老家。”幾個畢業于專科和大學的年輕人問：“阿姨，我們怎樣擺脫與城里人的疏離感？”他們的眼神和語氣中充滿了對“成為城市人”的渴望。
6. “休養生息”的意識是“零”。“有活干就能掙錢，最怕的就是閑。”這是許多被訪者的話。似乎這個話沒有錯。出于掙錢的目的，誰還肯閑下來！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閑”的時間的確太少了，完全違背了生物和生命規律。讓人們感到了他們是“豁出命去賺錢”。在槐柏樹街的菜市場，我們曾深度訪談過多位賣菜人，他們告訴我，每天凌晨兩三點中就得起來到市外的批發市場進貨，去得早挑選新鮮和品相好的貨物回來，可以賣好價錢。菜市場一般是早7點到晚7點，12小時營業。而作為以家庭為主的各個攤點每天都至少是12小時勞動，而其中的一位要干多于15個小時。而這樣的日子，不是一天兩天，而是終年累月。“我們也知道歇著好，可是歇著誰給錢吶？受這份兒苦，不就是為了多掙錢嗎！”他們幾乎都這么說。事實上，他們很無奈。
7. 閑暇時間與孩子們玩的時間幾乎為“零”。許多中青年農民工都是拖兒帶女進城，且邊打工，邊帶看孩子。調查顯示，有少部分農民工的孩子進日托幼兒園，可是在周末時間和每日從幼兒園接回后，孩子們基本是“放養”，一般與鄰家大一點的孩子玩，常常缺少家長的照料。也有的將孩子帶到勞動場所，比如我們常在寒暑假期間看見放假的孩子嬉戲于正在作業的父母身旁，有時幼小的兒童也會參與買賣。許多家長說：“哪里有時間與孩子們玩，現在父母多掙些錢還不是為他們將來好。”調查得知，一部分農民工有兩個孩子，全部帶在身邊的不多，一般留一個在老家。與孩子溝通的方式以通電話為主。
8. 傳遞他們“訴求”的渠道幾乎為“零”。“攤位費太貴，起早貪黑掙的錢一多半得交出去。”多個被訪者這樣說。我們在宣武區北線閣菜市場了解到，一個大約10平米的攤位費一年大約繳納4萬元的租金，最后辛苦一年的收入不過2-3萬元。我們還訪問了槐柏樹街社區的一個垃圾回收站點，據經營者說，他們主要收購附近居民可回收利用的廢品，應屬環保工作。可是不僅很難得到社區的支持與幫助，而且每年還要上繳5000元的“管理費”。而像出租車司機的休息權，根本不敢提出要求，因為休息就掙不來錢，那么連每月4000元的“份錢”都付不出。“苛捐雜稅太重，但是幾乎沒人替我們說話。”雖然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增加了三位農民工代表，但是之于2億多人口的群體，幾乎等于沒有。在兩年前的廣東省兩會上，廣東選出了中國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幾億農民工終于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有了自己的代言人。然而，胡小燕兩年來的履職征程卻頗為崎嶇。從履任之初激動地通過媒體公開手機號碼，而后每天疲于應付幾千個電話而不得不關掉手機，到親自幫農民工討薪；到“能幫的幫，不能幫的讓他們找工會”，不得不感慨“有職無權，只能干著急”。13胡小燕的煩惱，不如說是農民工的煩惱，農民工的煩惱太多，但維權渠道卻極為有限。

六　社會學理論的透視

毋庸置疑，城市化是人類發展的最終歸宿，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因而“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成為上海世博會的主旨，也成為我們每個人心中的夢想。因為“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美國人類學家ROBERT REDFIELD）。然而，城市并非人類完美無缺的福地，西方城市化進程的歷史表明，管理不善的城市也將制造“罪孽”。許多思想家、作家筆下城市中的貧民窟、底層大眾、“血汗工廠”等場景的描寫，真實地記錄了那個時代城市中的傷痛。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社會整合”問題顯得尤其重要。伴隨這一歷史進程，發達國家早就開始了探索以社區為單位的“城市社會整合”的評估體系，其目的是保持城市社會發展的平衡和持續，并使各個階層的人都能體面而尊嚴地在城市中生活。

目前在中國，“城中村”已成為各大城市的普遍現象，我們調查過的社區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這些社區中，農民生活方式與都市生活方式之間，本地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不斷發生碰撞、沖突、同化，亦對社區規劃、城市管理、公共服務、經濟結構等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社會整合必須在文化、制度、規范、功能等方面得以體現。

從休閑社會學的角度看，休閑生活方式被理解為一種“成為人”的過程，是完成個人與社會發展任務的重要要存在空間，是人的一生中一個持久的、重要的發展舞臺。而開發閑暇時間被看做是一種無形資產。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把開發閑暇時間看做是構筑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文化資本，他把“早期家庭教育投資”、“能力”和“節約時間”看作是衡量文化資本的最精確途徑。他說：“這種資本與個人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一方面取決于整個家庭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取決于從一開始就不延誤、不浪費時間起步的”，“另一方面取決于他的家庭為他提供自由時間的長度，自由時間指的是從經濟的必需中擺脫出來的時間，這是最初積累的先決條件。”14在布爾迪厄看來，教育與教養，是最大的資本，是最有能力轉化為經濟資本的資本。這種資本的投資越早越好，回報率越高，“以文化資本為形式的資本其隱形流通的效果，在社會結構的再生產中就越具有決定性”。15這些思想觀點表明了休閑與閑暇時間合理利用的價值與意義。

七　結論與建議

據聯合國2010年3月２５日發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極為迅速，城市化水平從1980年的19%躍升至2010年的47%，預計至2015年將達到59%。16城市化，一方面使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延伸、農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轉化，另一方面使人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將發生轉變。其結果必然對城市的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管理、生活方式、社會心理、社會關系提出新課題和新挑戰。現在不是未雨綢繆，而是迫在眉睫地需要做統籌規劃。

　　我們在做這個調查之前對相關資料文獻做了搜集，遺憾的是，在幾千萬條有關農民工的“研究成果”中，幾乎沒有人關注到他們勞動之余的閑暇生活。

事實上，閑暇時間是一個人存在的方式，是生命與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與勞動共存一個范疇的概念，即沒有休閑就沒有勞動，沒有高質量的休閑就無法培養出高質量的社會勞動者，那么，民族文化資本就很難積累起來。

另一個問題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已有30年，先后已有3億農民進城，未來一、二十年仍有3-5億農民成為城里人。他們將融入城市，并體面而尊嚴地生活。然而，面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樹立一個健康、科學、合理的生活方式。

如今，黨和政府開始關注農民工的生存現狀，胡總書記提出：“讓群眾體面勞動”；溫總理：“讓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提出：“打開‘城門’，接納他們成為城市和現代經濟的一部分”，這些都體現了“以民為本”和“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治國理念，這其中就包含著對農民工閑暇時間的科學、合理利用問題。因此，我們提出建議和對策：

1. “尊嚴勞動”和“體面生活”是科學發展觀的生動體現，是將勞動與生活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的一種戰略考慮。但是，改變當下農民工既無尊嚴勞動，又無體面生活的現狀，政府必須改變服務理念，切實關心農民工的“票子、房子、孩子”等切實利益問題。
2. 關心農民工的閑暇時間問題，用法律手段保護他們的休息權，以利于他們的休養生息。以制度性關懷，改善他們的勞動時間長度、強度，改善勞保用品（包括工作服、勞動工具、保護設施等），“體面勞動”和“尊嚴生活”才不是一句空話。他們的休息時間幾乎為零，應是城市發展的恥辱，必須扭轉這種現狀。
3. 合理提高他們的工資待遇，減低對農民工的各種稅收。無疑，收入問題是一個核心問題。如果有相對多的錢，他們才敢于消費，才敢有用于發展自我的消費，尤其對年輕一代而言。“讓利于民”和“藏富于民”應該成為城市發展的真正目標。
4. 改善生存與生活環境，有條件的城市應提供廉租房，應讓農民工通過合法收入能買得起“安身立命”之所。缺乏條件的城市，政府應有必要的款項維護“城中村”的生活環境，改善基本生活設施，諸如：取暖、廚房、洗手間、洗浴場所等。
5. 社區公共服務充分考慮到農民工自我發展的需要，建立城市農民工的免費培訓制度。尤其發展他們以及他們子女的業余愛好，并加以正確的指導。通過社會管理制度框架溝通人與人的聯系，促進社區文化融合。
6. 國家大力培養各種各類專門性的技術、管理、服務人才并充實到社區。社區有專門人才組織各類常規性的文體活動，豐富農民工以及當地社區居民的休閑生活，讓他們進入一個多維的人際交往關系中。
7. 開展社區文體活動，調動民間積極性和參與熱情，堅持“有教無類”的原則，低費或免費的原則，經常性、自發性的原則，吸納廣大農民工的參與。比如各類讀書心得交流、文學作品講評、漫談生意經、城鄉文化色特講座、業余時間各種小發明、電影放映、等等。
8. 增加社會“關懷成本”計數，建立社區發展評估體系，考核：社區綜合發展能力、資源共享管理能力、社區服務新平臺創建能力、活動創新能力、組織與調動能力、人際關系心理調節能力、風險預測與評估能力等指標體系。
9. 為適應服務型社會的需要，教育部門應適時增減大專院校教育科目，尤其服務于社區的各種層次人才、各類專業人才，充實到社區中。既可以為“就業”開辟新路徑，又可以從根本上提升城市服務水平。
10. 未來中國的城市規劃與布局，應向西方國家學習成功的城市發展模式。城市應“以人為主”，城市發展以社區核心。平等、均衡、和諧。大城市不可取，城市的多功能性也不可取。用新的城市模式接納未來3-5億農村人口帶著夢想進入城市、扎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