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市民與農民工文化沖突問題的調查與分析
馬惠娣
[摘要]在中國過去30年的城市化設計中，由于缺少對生存于城市的農民、農民工生活空間的規劃，缺少對他們進行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制度設計，缺少使他們體面而尊嚴地在城市中生活的社會服務與管理，導致各種沖突的發生。本研究工作以實證研究和間接調查報告為主，關注市民與農民工沖突之間的社會背景，探尋沖突的成因。旨在從文化社會學的視角闡釋這種社會矛盾的文化根源，反思“二元社會體制”根深蒂固的影響，反思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誤區，反思中國民生建設中人文思想缺失的現狀。
[關鍵詞] 農民工；文化沖突；文化反思
目前農民工人已成為“中國制造”的主體和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當今中國文化建設與民生問題必須高度關注的群體。
近30年來隨著大批農民進城建設，城鄉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中國現代化與城市化發展迅速；另一方面，城市原住民與進城務工的農民（社會稱謂農民工）在社會文化方面所產生的差異、分歧、沖突也日趨加深。
城里人認為大批農民工人擠占了城市有限的資源，包括勞動就業、住房、醫療教育、公共服務資源等等，使城市生活質量和生活滿意度降低；而大批農民工人則抱怨收入低、遭受歧視、社會保障性差、低端勞動環境幾乎沒有向上發展的空間等等。事實上，這種分歧與沖突減低了整個社會的生活滿意度。值得重視的現象是，年輕一代農民工人的比重已占到這支隊伍的61.6%（16-30歲），他們由父輩進城“賺錢”的單一目標，變為發展自我的多元目標，即：不僅要“橫向移位”，而且要“垂直向上”。
毋庸置疑，市民希望城市生活更加有序，而進城農民工人希冀盡快融入城市生活。如何縮小這種沖突，實現人們的合理愿望，無疑考驗著政府、政策、政治體制的新思路。
本研究以實證研究和調查報告為主，以市民與農民工人沖突現象為背景，旨在從文化社會學的視角，反思中國民生建設中人文思想的缺失，反思政府、政策、政體在對農民工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農民工人在生活空間、勞動空間、公共服務空間、社會保障制度設計等諸多方面的嚴重缺失。為尋求構建和諧社會，以及文化建設和改善民生問題提供理論思路。
一、農民工的貢獻與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況
（一）農民工人的概念
農民工人被泛稱“農民工”，最早出現于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通訊》中，[1]特指中國改革開放后由農村進入城市務工的群體，其“戶籍身份還是農民、仍有承包的土地，但主要從事非農產業、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員。”[2]農民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基本融入城市，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單位，相對穩定的收入；第二類，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時流動性較強，比如在春節或農忙季節返鄉，在城市有相對穩定的職業、收入和居住地；第三類，間歇或季節性在城鎮務工，兼顧農業生產。[3]他們的職業特點是：勞動密集型，文化程度初級型，體力勞動型，勞動作業艱苦型，社交單一型。
其實，農民工這個概念在現實生活中或明或暗地隱含著一種身份性歧視。我們在做這個調查的時候雖然使用“農民工”一詞，但仍對這個概念產生質疑。
目前,農民工數量已有2.4億人口，其中16-30歲的占61.6%，①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②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在早年隨父輩進城，并在城里出生或在城市中長大。他們對融入城市有著與父輩不同的渴望，他們的家鄉觀念淡薄，疏離故土，其生活樣態與城市居民差異不大，對城市有認同感。“渴望融入城市，成為新市民。③
統計資料還顯示，目前中國城市化率已超過47%，成為30年來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④但實際上許多尚在城市流動打工的農民未被納入城市人口的統計范疇，這部分群體的實際生活水平、消費水平并未真正“城市化”。
（二）農民工對中國城市化的貢獻
有關資料顯示，“如今農民工這一新興工人階級隊伍在人數上已超過傳統工人人數，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他們占城市第二產業的57.6％，占商業和餐飲業的52.6％，占加工制造業的68.2％，占建筑業的79.8％。據測算，平均每個農民工每年創造的GDP是2.5萬元人民幣，2.4億農民工創造的GDP大約是每年5.7萬億元。”，[4]無疑，為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建設貢獻了力量，成為了“中國制造”的主體。
農民工在城市所從事的職業，除了建筑業、制造業外，主要集中在服務業的低端工作崗位上，如：城市清潔工（保潔員）、家政服務員、生活設施修理工、（清理排污管道、油煙機）、理發員、菜市場賣菜人、保安、餐飲服務員、售貨員、零售商、裝修工、搓澡工、廣告制作、快遞員、出租車司機等。極少數人為自由職業者。[5]他們做的是城市人不愿從事的高溫、高空、有害、有毒的行業和工種，且收入低，勞動強度大。
近年來，工業發達省份出現了工廠“用工荒”現象，常常為招不到合適人才而影響企業生產經營。一些企業因用工短缺而造成開工不足、設備閑置等問題，嚴重制約了企業發展。據調查，許多企業第一線的工人90%以上都是農民工。⑤
綜上，我們不得不說：離開了農民工,中國現代化與城市化必將遭到重創，離開了農民工城市人很快會回到物質匱乏的時代。如果城市中沒有了農民工的勞動身影，城市的生活秩序可能會“亂作一團”。而“中國制造”的基礎將會動搖，快速增長的GDP必將銳減。
（三）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況
1．基本生存狀況
據相關調查資料，與城市居民相比較，當前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狀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第一，收入方面。平均月收入為1747.87元，僅為城鎮企業職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⑥第二，社會保障方面。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參保率為67.7%、77.4%、55.9%、70.3%和30.7%，分別比城鎮職工低23.7%、14.6%、29.1%、9.1%和30.8%。第三，職業安全狀況。36.5%的農民工面臨高溫、低溫作業問題，41.3%的人工作環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環境存在容易傷及肢體的機械故障隱患，34.7%存在粉塵污染問題。⑦第四，勞動時間狀況。每天工作6-8小時占29%；每天8-10小時占44.4%；每天10小時以上20.4%。每周休息1天占55.6%；每周休息2天占20.4%；每周休息3天2.2%；有20%的人未填答。數據顯示，絕大多數強體力勞動者休息日少，閑暇時間也少。[5]第五，生活條件差。據對北京市內兩個大型社區的調查顯示：70%為租房者，其中雇主提供住宿有16%，自購房6.1%，另有少許借住親友家。居住樓房者有15.1%；住棚戶區有81.3%；住地下室約4%。帶有取暖、廁所、洗浴、廚房等設施的住所僅占19%，而多于80%住戶缺少這些設施。第六，幾乎沒有閑暇時間。尤其是靠體力從事服務業的勞動者，往往是披星戴月，有時甚至連生物需要的休息都難以滿足。而且越是節假日他們越忙。他們沒有身體檢查的概念，原則上“頭疼腦熱自己抗，小病自己買藥吃，大病才進醫院，危病往往放棄治療。”而用于培養情趣、提高欣賞能力的消遣幾乎不敢想。[5]
另據2010年對北京市兩大社區的調查顯示：“八個零”折射農民工體面與尊嚴生活之困境。即大多農民工日常生活中的閑暇時間⑧幾乎為“零”、休閑生活中的文化精神消遣幾乎為“零”、對文化性休閑概念的理解幾乎是“零”、參加社區活動幾乎是“零”。融入城市文化幾乎是“零”、 “休養生息”的意識是“零”、閑暇時間與孩子們玩的時間幾乎為“零”、傳遞他們“訴求”的渠道幾乎為“零”。[5]
當然，不能否定，還有一部分農民工人在這個過程中靠誠實的勞動，靠高超的勞動技藝，靠勤學向上的努力，而改變了原來的生活面貌，也體現其人生價值、社會價值。
二、沖突中的主要問題
1．工資待遇問題
低工資是普遍公認的事實，多年來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切實的解決。據中華全國總工會隨機抽樣訪問了80位民工的結果顯示：按時拿工資占16.3%，年底一并得到工資占11.2%；偶有工資被拖欠占32.5%，經常被拖欠占11.2%，從未按時拿過工資占28.8%，后面兩項之和占40%；而欠薪的建筑企業比例超過50%。⑨
另據國家統計局的一項調查顯示，解決工資拖欠問題仍是農民工最迫切的要求。一些企業每月扣留員工20%—30%的工資作為“風險抵押金”，要求工作滿三年且不能出現任何差錯，否則全部扣除。多數工廠的農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時在11小時左右，均超出國家規定的工作時間。全國范圍內，在可拿加班工資的農民工中，從未拿過的占54％，有時拿過的只占20％；76％的人在節假日加班從未享受過國家規定的加班工資待遇。[6]
這幾項調查工作雖然是由不同機構完成、間隔時間有6年之多，但遺憾的是，對比結果幾乎沒有改進。
2.子女教育問題
子女教育問題是每一個進城務工人員的核心問題，關乎下一代不再吃苦，不再當“被治的勞力者”。可以說，所有的付出都寄希望于他們的后代能變成有機會接受教育、擁有文化素質的城里人。然而，在許多城市的學校和教師中，歧視農民工子女現象相當普遍。“民工家庭背景的學生不能參加學校或政府舉辦的活動，不能參加三好學生評選，不能參加體育比賽。大多農民工子弟學校辦學條件差，師資水平低，流動性大，辦學合法化問題很難解決，有的地方甚至百般阻擾興辦農民工子弟學校，或強行加以取消。”[7] 2011年8月下旬北京市有關部門一道命令強拆24所農民工子弟學校，致使一萬多名孩子無校上學。雖然，有相當部分的孩子得到安置，但也有很多孩子不得不回到老家。
上公立學校學費高，是農民工子女入學面臨的最大困難，除繳納借讀費外，據悉還需給學校3000-10000元不等的贊助費。“每年開學之際，學校總得少那么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轉學了。至于有沒有人輟學，那就沒辦法統計了。”據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和中國兒童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有近2000萬流動兒童，在義務教育年齡段的流動兒童中，9．3％的孩子處于失輟學階段。這就意味著，全國有近200萬流動兒童失輟學。[7]
3. “農民工”被歧視問題
據“搜狐網公益論壇”（第29期），被訪的農民工表示：“這個詞荒謬、毫不準確，非常含有歧視性。不僅有第一代農民工，而且還有三代、四代、五代，好像意味著我們八輩子不得翻身。”⑩這個詞語的歧視性，使得他們被城市與鄉村邊緣化，舉例說：目前國家對農民有一套保障機制，對城市職工也有一套城市保障機制。可是兩邊的保障都與農民工無關。
他們沒有歸屬感，原有的鄉村文化、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無法與城市居民對接，城市對農民工入城的心理歧視和排斥，引發了他們在就業、受教育、掙工資、政治參與、社會保障、救濟制度、接受公共文化服務等諸多方面被邊緣化。
北京市某中央部委資助某小學聯合辦學，該部委的要求是，不得接收附近農民工的孩子。⑾
另外一個例子，近日，本文參加“文化自覺與國家形象”研討會的討論，一位從事國際城市規劃的人士發言說，關注農民工現象實在是多余。把農民弄進城里來干活是城市管理者的錯誤。農民就應該留在鄉下種地，進城不僅把城里人養懶了，而且也把城市攪亂了。這樣的言論令人震驚。而震驚之余我們試圖找到城市歧視和漠視農民工其中的根由。難道這只是個別？但農民工在城市的處境可以說明，這個“個別”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4.文化精神生活匱乏問題
相當多的農民工雖然在城市居住了數年，他們服務于社區街道衛生、垃圾處理、提供市民日常生活食品與用品，但社區活動幾乎沒他們的份。他們反映說：“一是沒時間，二是社區活動很少考慮到他們。”主觀上，他們普遍存在自卑心理，與城里人有疏離感；客觀上，社區工作把這一群體邊緣化；公共服務資源的配置很少顧及到他們。我們在調查中看到，社區干部對所轄區域內的外來人口基本情況了如指掌，但是社區公共服務方面的活動時常忽略這個群體。[5]事實上，社區忽視農民工只是其中一個的方面，而全社會這樣的“忽視”比比皆是。
農民工希望他們能得到與市民同樣的待遇。他們在填答的問卷中排在前四位的訴求是：“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免費娛樂設施；分享社區休閑文化生活，諸如圖書館、講座之類；希望社區能創造機會與北京人交朋友；希望社區有定期的社交活動”[5]
5.缺少社會福利保障問題
曾被新聞媒體關注的兩件事：一件是：重慶農婦吳遠碧，1989年隨夫攜兒帶女進城打工，不料卻患上一種“怪病”，腹部積水，肚脹如鼓。第一次進醫院就花光了積蓄。出院不久，腹部積水又發作。為不拖累家庭，農婦揮刀自剖肚子自醫，差點送命。所幸其揮刀自剖的驚世行為，啟動了時下底層百姓遇到困境獲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體報道—領導重視—職能部門積極行動，得到了救治。但終因病情嚴重，多日后還是離開人世了。⑿無獨有偶，河南新密市一企業工人張海超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醫院診斷為塵肺，但企業卻拒絕為其提供相關證明資料，在向上級主管部門多次投訴后，他取得了去做正式鑒定的機會，但鄭州職業病防治所為其做出了“肺結核”的診斷。為尋求真相，28歲的他跑到鄭州醫大第一附屬醫院，不顧醫生勸阻，堅持“開胸驗肺”，用一個人的無奈之舉，揭穿了謊言。[8]農民工有病無處醫，反映了他們遭遇的“社會保障真空”。2010年1月，北京打工妹之家聯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發布的《金融危機與外來女工的生活、工作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在接受調查的非正規就業女工中，只有15%的人擁有社會保險。⒀
三、對沖突的文化反思
市民與農民工不斷產生的沖突，就其社會背景而言，中國正經歷著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利益與資源的重新分配、人性與信仰的快速傾履、傳統與現代的碰撞與更迭等等因素加劇了社會的無序。但深層的問題體現在政府、政策、政治體制等方面的制度設計存在多種缺失。
1．體面而尊嚴的生活制度設計之缺失
“二元社會結構”，即指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對城市居民和農村農民實行不同政策，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勞動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組織制度、人口遷移制度、教育制度、財政制度、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參與制度等，從總體上將農民與城市居民分離開來，形成了農民與市民社會地位不同的制度體系。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即打破這個藩籬，然而，事實上，某些問題形式上有所改進，但實質上原有的壁壘并未被觸動。“由于我國長期實行城鄉隔離的政策，造成了人們意識中的城市和農村壁壘森嚴，城里人、街上人和鄉下人涇渭分明，導致農民工在諸多方面所受到的歧視。由于他們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經濟上得不到應有的福利，政治上也缺少地位，因此，淪為二等公民。”[9]
在調查中我們訪問和參觀了多個農民工的家庭環境，絕大多數的房屋屬于棚戶區，生活環境“臟亂差”是普遍現象，“蝸居”是真實寫照。即使與北京人同住一處，他們之間幾乎沒有交流。他們這樣說：“城里人骨子里瞧不起我們”。
大多數人雖然是早出晚歸“豁出命去賺錢”，但是掙的錢一多半得交各種賦稅。哪里還有尊嚴和體面的生活！
科塞曾說：“沖突是有關價值、對稀有地位的要求，是權力和資源的斗爭。在這種斗爭中，對立雙方的目的是要破壞以至傷害對方。”[10]（p.180）這個論斷應用到中國有點片面。其實除了利益與資源相爭之外，還存在制度設計的不公與不完善。而制度的不公正是這種沖突的重要根源。
2．生存空間的政策制定之缺失
早在2004年，聯合國國際勞工局發布年度報告：“中國農村大約有4.9億左右的勞動力，全國19億畝的耕地充其量需要1.9億勞動力，加上農村鄉鎮企業吸納的1.3億左右勞動力，約有1.7億農村勞動力事實上處于失業狀態或潛失業狀態，農村失業率約達34.7％。”⒁遺憾的是，至今在廣大的鄉、鎮一級的行政單位中基本沒有明確的、常規的勞動力管理機構對農民就業加以指導、培訓，或提供信息服務，致使農民盲目進城，或始終處于低端勞動力市場。一是眾多的農村勞動力得不到發展空間；二是生存空間更加逼仄。還有一個嚴峻的現實：城市發展占用農民土地，由“拆遷”引發的沖突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相當多的農戶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也失去了他們的生存空間——不入城難，入了城卻更難。“群眾的心理失調，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認識以及社會控制不力，都將成為沖突的誘發原因。”[10]（p.264）
3．政治參與制度設計之缺失
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期，與之相伴的磨合、沖突也是必然的。但是必須有一個“安全閥門”來緩釋沖突。科塞認為：任何社會系統在運行過程中由于敵對情緒的累積而產生的足以破環系統安全的壓力，需要通過建立‘安全閥’加以排除。而搭建對話平臺釋放沖突壓力，就可以產生‘安全閥’的效應。”[10]（p.1）但是“安全閥”在整個中國社會是一個缺失的設置系統。
“幾乎沒人替我們說話，我們也沒地方去說話。”被訪的人都這么說。雖然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增加了三位農民工代表，但是之于2億多人口的群體，幾乎等于沒有。幾年前，廣東省選出了中國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幾億農民工終于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有了自己的代言人。然而，胡小燕的履職征程卻極為崎嶇。從履任之初激動地通過媒體公開手機號碼，而后每天疲于應付幾千個電話而不得不關掉手機。她感慨：“有職無權，只能干著急。”[11]胡小燕的煩惱，一方面表明農民工政治參與在中國的稀缺，另一方面說明社會幾乎沒有緩釋沖突的“安全閥”機制。
據全國總工會稱：在工會組織中已有1/3的民工會員，但是會員的權益、合法權利卻很少有工會組織幫助與解決。”⒂
4．發展空間的制度設計之缺失
美國學者亨廷頓曾說：“第一代的貧民區居民將社會禮讓和政治消極這些傳統的農村觀念帶到貧民區，而他們的孩子卻是在城市的環境中長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標和企望。父母滿足于地理上的橫向移動，孩子則要求在地位上垂直上升。如果在某一時間的等待后，孩子這種要求無法滿足，則反抗、暴力就會發生。”[12]（p.233）目前，中國新的一代農民工占到61.6%，那么，城市中至少有年齡在16-30歲之間的超過1.5億的青年工人來自農村。他們渴望獲得同樣受教育的權利，掙到與城里人同等的工資，擁有以戶籍為標志的居民權益，買得起住房，得到相互的尊重。他們絕不滿足于“地理上的橫向移動”，而是有著“垂直向上”的強烈訴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農民工人大多數仍生活在城市邊緣，其父輩所遭受的等級待遇也還在他們身上延續。即使這樣，僅有6.4%人打算離開城市。[13]
“與父輩相比，他們有著更強烈的平等期待。在權益問題上，他們正顯示出由被動的妥協轉向積極抵抗，更有可能跳槽、罷工，及偶爾舉行抗議。”他們中有四成人想當老板，想要豐富多彩的生活，而不是賺錢機器。他們中有73.8%需要職業技能培訓，有55.9%需要創業知識培訓，有48.7%需要學歷提升培訓，有38%的人需要勞動法等法律知識的培訓。另外需要職業安全衛生知識培訓有15.9%，需要人文知識培訓有15.6%，需要生活知識培訓有11.6%。[13]
事實上，接受高質量、且正規的教育對他們的一生，乃至全社會都將是一種福音。要使他們“垂直向上”，教育是核心、是根本。然而，中國教育改革的沉疴與詬病同在。基礎教育長期實行“等級化學校制度”，即：集中優質資源，吸納社會優勢階層子女。這一制度加劇了教育資源配置的失衡，其惡果之一是大量農家子弟失學。多項調查顯示：青年一代農民工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為主，占總數的80%，其中初中占54%，高中或中專占26%。[14]近些年，雖然大學“擴招”入學比率升高，但是農村孩子入學率卻每況愈下，另外“畢業即失業”的現實，又粉碎了相當多農家子弟讀書的夢想。
文化程度低，缺乏專業勞動技能，只能從事一些體力活或簡單的技術工作。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垂直向上”的發展空間還能有多大呢？而最糟糕的后果是未來的中國難以有能力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跨越，這是其一。其二，當“垂直向上”的訴求無法滿足，則反抗、暴力必將發生，社會穩定與繁榮將舉步維艱。無疑，這一問題在當前文化建設和解決民生問題中是對政府最嚴峻的考驗。
5．人文思想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缺失
西方城市化進程的歷史表明，管理不善的城市也將制造“罪孽”。許多思想家、作家筆下描寫的西方城市早期的貧民窟、底層大眾、“血汗工廠”等場景，真實地記錄了城市化進程中曾經的傷痛。100多年前，人類終于找到了城市發展的正確道路：“城市是：一個密集型和多中心的新型城市，一個多種活動同時開展的城市，一個生態的城市，一個易于交往的城市，一個公正的城市，一個開放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其中的藝術、建筑和景觀能夠使人感動和獲得精神上的滿足。”[21]（p.第6頁）
中國城市剛剛遭受了“逃離北上廣”（即逃離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現在雖然有回潮的趨勢，其原因卻是因為“二、三線城市”需要“拼爹”，而讓人起步艱難。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蟻族”、“蝸居”、“棚戶區”成為光鮮城市中的條條暗影。在“百度”上點擊“城市，讓生活更好”跳出來的卻是：“城市讓生活更糟”。就連中產階層也感到生活危如累卵，其沮喪、無助、憤懣和危機感如影相隨。不言而喻，入城的農民與農民工的境況可想而知。
城市環境與生態的危機、富人與窮人相融性的危機、價值信仰的危機、體面與尊嚴生活的危機導致城市化發展的畸形。“以人為本”和“人文關懷”，不過是城市管理者們為了滿足政績需要擁有的“包裝紙”。
6．城市化中鄉村空間模式和文化信息的缺失
中國城市化建設已經30年，每個城市都像“攤大餅”越攤越大。“目前中國有城市655座，而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已經達183個。”[16] “城市大躍進”顯而易見。當今中國人對城市概念的理解太商業化，以為擁有高樓大廈、寬闊馬路、CBD集群、豪華車遍地跑、燈紅酒綠的夜景、接二連三的會展、舉辦大型活動就是國際化大城市。人們忘卻了城市必須與鄉村有機地融為一體，以“藍天、綠地、碧水、清潔、安寧、宜人”為城鄉發展的宗旨，既可以從根本上改善城鄉關系、解決城鄉差距，也可以改變農民大量涌入城市，從根本上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的目標。
如果以盤剝農民、農村、農業，甚至完全不顧他們的利益和文化根基的城市化，其結果只能是形成新的城鄉壁壘、擴大新的城鄉差距。城市之所以是人類的杰作，因為城市可以教化人——有一片茂盛的素質之林。對此，美國哲學家伊夫?西蒙這樣說：“儒雅、悠然、富于情趣這些元素的產生具有客觀的、確定的基礎，且自身是堅實的，那么一切都會秩序井然。真正的文化是一片茂盛的“素質之林”——保持誠實與力求完美的精神落實到勞動者身上”。[17]（p.131）
西方城市化的歷史表明：最好的城市化應當是：大、中、小城市與縣、鎮、鄉村合乎比例地分布與共存；公眾的納稅錢應合理分配，而不只是向大城市傾斜；絕大多數城市的功能盡量單一，體現獨特價值。城市化不是不要農村，而是鄉村與城市形成有機一體。“要讓城市與鄉村結婚”，并“應該立即為那些目前居住在擁擠而充滿貧民窟的城市中的人們建立美麗的家園城鎮群，每個城鎮環繞著田園。”[22]（p.98）目前，中國首要問題是解決城鄉差距、市民與農民的政策平等、產業與農業的同等待遇。核心問題是：城市管理者要給所有人以尊嚴與體面的生活環境，給人以追求價值信仰的動力、搭建為人實現夢想的舞臺，同時還能夠延伸鄉村“歷經千百年演繹出的人地關系，以及豐富的空間模式和文化信息。” [18]（p.34）
毋庸置疑，文化建設與民生問題歷來與民眾的實際生活緊密相連。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快速而行的城市化所帶來的各種沖突，都將制約文化建設和民生問題的解決。
吳良鏞院士在規劃城市時，有這樣一句箴言：“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城市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恢宏的城市輪廓可以迅速地在短期內建造起來，但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品位、人文精神、高素質的勞動力絕不能在短時期內“顯現”。因為，城市發展不能不謀劃長遠與全局利益。城市發展不僅依靠經濟的邏輯，更源自一種人文力量。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城市化進程不可操之過急！太急了，會慌不擇路、慌中出錯、慌亂無序、慌張失措，最終欲速不達。
如今我們注意到，黨和政府已關注到農民工生存狀況問題。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讓群眾體面勞動”。[19]溫家寶總理也強調，“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20]還特別指出：“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年輕農民工，讓他們逐步融入城市生活。”⒃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提出：“打開‘城門’，接納他們成為城市和現代經濟的一部分”。⒄
基于上述思想，我們建議政府各職能部門，切實關心農民工人的“票子、房子、孩子”等切實利益問題，縮小城鄉空間差距、地域差距、文化差距。以制度性關懷保障他們的“體面勞動”和“尊嚴生活”；保障年輕一代有“垂直向上”的舞臺、途徑、能力，而他們能力的獲得需依靠政府提供良好的教育。市民中若多有善良、慈愛、博大、感恩之心，會加速農民弟兄融入城市的步伐。我們也必須重新審視和反省城市化進程中的目標、政策、規劃等問題，讓市民和入城的農民工人在國家文化建設和解決民生問題中切實受益，以從整體上提升中華民族的素質，實現國家的文化復興，是現代化與城市化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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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溫家寶.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新華社，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2010年春節團拜會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0-02-12.
[21] 理查德?羅杰斯等著，保德?譯，《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導言》第6頁。
[22] 埃比尼澤·霍華德著，金紀元譯，《明日的田園城市》，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98頁。
責任編輯：曉 凌
①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11530，訪問時間：2010年8月4日。
②theory.people.com.cn，訪問日期：2010年4月18日。但2010年8月的數據為1億，見網址：http://news.sina.com.cn/s/2010-02-01/033817024052s.shtml。本文采用4000萬的數據，特作說明。
③http://opinion.hexun.com/2010-02-02/122574420.html 訪問日期：2010年4月20日。
④http://cul.sohu.com/20110727/n314676087.shtml。
⑤http://www.dzwww.com/rollnews/news/201101/t20110116_6947134.htm。
⑥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11530，訪問時間：2010年8月4日。
⑦“全總：青年農民工收入社保低等6大問題亟待破解”，見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1日03:44。
⑧本文的閑暇時間是指勞動之余可自由支配的時間，除了恢復體力外，更重要地是用于欣賞、體驗、學習、培養興趣等能多方面發展自我的時間。
⑨（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800/213/2005/2/li4419284934152500229952_158962.htm，訪問時間：2011年5月28日
⑩http://gongyi.sohu.com/20110715/n313529369_2.shtml2011年7月17日18:36。
⑾這是筆者親耳聽到的，可信度極高。若有志愿者臥底調查，本人愿提供具體線索。
⑿見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1_05/23/6555612_0.shtml。
⒀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1/27/3470256.html。
⒁見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612764.html。
⒂“全國總工會:推動工會建立將更多農民工勞務派遣工納入組織”，見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687944。
⒃溫家寶總理在北京考察工作時說。見“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10-06/20。
⒄韓長賦：“完成兩個千方百計和兩個努力確保目標”，www.cngrain.com/Publish/news/201001/438722.shtml。
作者:馬惠娣，中國藝術研究院休閑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