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休閑學奠基者于光遠先生謝世享年98周歲
秋風蕭瑟雁南飛，碧水長天鶴不歸。
蒼翠青松山巖立，奇絕逸峰掛天垂。
于光遠是有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是力避空談的哲學家，是具有超人魅力和影響力的社會活動家，是培養百年樹人的教育家，是不從眾、不跟風、不唯上、不唯書的理論家，是既懂自然科學、又懂人文科學的學問家，是獨辟蹊徑、文理兼備的文學家，是善于反思而自覺的儒將，是以“獨立思考、只服從真理”為座右銘的知識分子，是沒有官場意識的高級別政府官員。
中國休閑學奠基者于光遠先生于2013年9月26日凌晨3點42分在北京醫院謝世，享年98周歲。
于光遠，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家科委副主任，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家、社會活動家，是中國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
他學養深厚、人格高尚，視思想與寫作為終生“享受”；喜歡獨立思考，長于哲學方法，善于發現和提出問題；追求思想創新，自稱“望家”和“發起家”。憑著他的睿智、膽識、敏銳，常常云人所未云，發人所未發。對哲學、經濟學、教育學、文化學、科技發展戰略、文學作品等幾十個領域都有獨到的貢獻，涉獵范圍之多、之廣在中國的學者中還不多見。
他是有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是力避空談的哲學家，是具有超人魅力和影響力的社會活動家，是培養百年樹人的教育家，是不從眾、不跟風、不唯上、不唯書的理論家，是既懂自然科學、又懂人文科學的學問家，是獨辟蹊徑、文理兼備的文學家，是善于反思而自覺的儒將，是以“獨立思考、只服從真理”為座右銘的知識分子，是沒有官場意識的高級別政府官員。
他的人生原則是：獨立思考，自成一家。獨立思考，即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息。自成一家，即要刻苦專研，不做思想懶漢。承認自己所說是一家之言，無壟斷真理之意，要向別人學習和爭鳴。
他的學術深深植根于社會、生活，常常犀利地透視社會現實和基層民眾中的各種熱點問題、焦點問題、難點問題；他強調：我們的研究工作不應該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體的研究，向著實踐的方向前進，直到實踐生活中顯示出這種研究的重要意義。
他一生出版了約有2000萬字的作品，主要代表作有：《哲學論文演講和筆記》、《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卷）、《我的教育思想》、《碎思錄》、《“文革”中的我》、《于光遠短論集1977-2001》、《論普遍有閑的社會》、《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等。
近30余年來，由他創立了自然辯證法、國土經濟學、發展戰略學、技術經濟學等幾十個新興學科。
休閑學是他晚年對中國學術界作出的又一貢獻，成為中國休閑學的締造者和奠基者。以下簡述是自1995年以來，關于與中國休閑研究有關活動的大事記：
1995年5月在中國實施每周五天工作制后，他于當年的7月在北京成立了休閑文化研究小組，組織各界人士開展對這一新的社會文化現象的研究。此后，他的家里常常成為休閑討論的集會場所。
1995年在慶賀他從事學術活動50周年的會議上，他提議由我主持一個哲學咖啡屋，他希望中國的學人像巴黎人那樣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談哲學、談科學、談藝術，相互碰撞思想火花。
1996年他發表了長文“論普遍有閑的社會”，同年四月在北京組織了“休閑文化研討會”，憑借他的學術與社會影響力，吸引了首都理論界、新聞界、學術界眾多人士。
1997年，他親自成立“玩的俱樂部”，親自組織“踏青”與游樂活動。
1999年，他參加了“西方休閑研究譯叢”（第一套）的編委會工作，并親自主持與云南人民出版社聯袂召開的第一次編委會，在他的影響下成思危、龔育之均在百忙之中蒞臨。
1999年春，我隨他去河北燕郊，在車中他與我談到了休閑哲學問題。他問我，中外哲學史中是否有對休閑的論述？還問我，休閑在人類文化史中居于什么樣的地位？是否有人做這方面的研究？他認為哲學是方法論和認識論，是學問的核心。
2000年8月，他親自出席了中國北京首屆休閑產業國際論壇，并在會上作了重要的講話。
2000年五一之后，他看到了旅游“井噴”的場面，在一次會議期間，他對我說，旅游問題是需要認真關注的，因為，旅游不僅具有經濟性，而且具有文化性，還是現代生活中的一種休閑方式。他當即提出寫“旅游詞典”，許多條目就是在那次飯桌上邊想邊提出的。后來他又對條目框架做了多次修改。
2001年，他為廣東一家企業題字：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學術，掌握玩的技術，發展玩的藝術。
2002年10月，他出席中國首屆“休閑與社會進步論壇”，并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在他的影響下，時任國家旅游局局長的韓克華，科技部副部長韓德乾，外交部大使陳魯直，國家外國專家局局長馬俊如，中國軟科學研究會副會長孔德涌，時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文章，時任文化部教科司司長童明康等均出席了會議。
2003年初，在他的影響和關照下，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立休閑研究中心。
2003年，時任世界休閑組織秘書長Dr.Gerald Konyon先生親自到于老家中拜訪了他。
2003年12月，他親赴海南博鰲參加并主持了“首屆中華麻將論壇暨公開賽”，并在會上指出：把麻將用于賭博，乃人的問題，而非麻將之過。把賭博現象歸罪于麻將，顯然是人在逃避責任，是我們的智慧出了問題，是我們的創造力遠遠不夠。值得很好反思的問題。在他的建議下，還成立了世界麻將組織，他擔任了首屆主席。
2004年3月，出席“我國公眾閑暇時間文化精神生活狀況的調查與研究”課題評審會議。在會上，他提出：閑暇時間，屬于時間的范疇，在當代社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時間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哲學問題、科技問題、藝術問題。
2004年6月，他親自出席2004-中國：休閑與社會進步學生年會，并作“休閑的理論與實踐”的主題演講。在他的感召力下，原宣傳部部長朱厚澤，原全國政協秘書長朱訓，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明瑜，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北京大學孫小禮，中央黨校沈寶祥，中國人民大學何偉等出席會議。
2004年10月，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以《論普遍有閑的社會》命名的文稿，收錄了他自20世紀70年代末所發表的與休閑相關的論文與文章。
2005年1月，親自出席“‘中國學人休閑研究叢書’出版暨學術座談會”，他在發言中指出：休閑是我們這個時代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關乎我們構筑健康、科學、積極的生活方式，關乎全體國民素質的提高，關乎社會的和諧發展。 “閑”是最大最大的字眼，因為“閑”同“社會生產力”這個大字眼相聯。既要重視有文化地“休閑”和“消遣”，使之對社會的進步起積極作用，又要注意克服消極的填充閑暇的方式。所以我們應多管“閑”事。
2005年休閑年會以“休閑與城市”為主題在浙江江山市舉行，他在書面發言中指出：建議在關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到生活方式的研究，尤其是現代社會中的生活方式應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
2005年8月16日，他為江蘇教育出版社《閑暇教育》一書作序，其中寫道：我個人的經歷說明，閑暇時間是我們每一個人學習的第二課堂，而且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課堂，可以在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任何方面。學會珍惜，并有效、合理地利用閑暇時間，你就擁有多方面發展自己的能力，你就一定會有豐富而充實的人生。反之，利用不好，閑暇時間也會加害于你，輕則使你虛度人生、碌碌無為；重則使你誤入歧途，害人害己。這就是“閑暇的辯證法”。
2006年5月，由他破題，我們共同完成了《休閑·游戲·麻將》一書，11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6年底，在他的影響和努力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批準成立休閑哲學專業委員會。
2007年，出席在密云召開的以“休閑與媒體”為主題的論壇，他指出：媒體如何關注休閑與休閑經濟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特別是媒體如何幫助政府與老百姓認識休閑的價值，認識休閑在經濟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認識由休閑生活的增多而引起的社會關系和產業結構的變革等。這些對于媒體來說既是新的課題、新的挑戰，也是新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
2007年，他為休閑年會題寫書面發言，指出：休閑研究在中國也有10多年的歷史了，也出了很多的成果，涌現出了很多人才，開展了許多工作，已經具備了必要的條件。我想，我們應該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努力，特別是在形成和培育休閑研究中國學派上下功夫。
2007年12月9日我到他家，他若有所思地對我說：“今天是一二·九青年運動72周年，我特別憂慮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身體狀況。這個群體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有熱情但壓力也大，很多人不注意平日的體育鍛煉。小馬，你要關注這個現象。
2007年3月14日，他躺在病床上建議我主編一本“休閑研究”的雜志，最好是圖文并茂，體現人文性、知識性、趣味性，文風和內容最好活潑一點、輕松一點、悠閑一點。除了必要的論文外，還可以開辟“域外采風”、“休閑趣事”、“風景線”、“幽默故事”等方面的欄目。出游游記、大家的休閑生活、名人專訪等等都可以反映進來。他還說：我可以幫你設計欄目，我幫你邀請一些人寫他們的休閑生活。我和龔育之都是你先采訪的對象……。
2008年，他在休閑年會的書面發言中指出：國計民生不僅要關心他們的疾苦問題，也包括關心他們的休閑生活問題。現在閑暇時間多了，我們干什么，怎么干？這是時代的大課題。
2008年8月，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于光遠馬惠娣十年對話：關于休閑學10個基本問題》一書，他的許多思想來自平時他的靈感，來自他對許多問題的思索。比如，他對現在“填鴨式”的教育憂心忡忡，對孩子們沒有時間玩憂心忡忡。他認為這些做法是對教育規律的扭曲，是對人的天性的扭曲，是對未來不負責任。
2009年8月，他為休閑年會題字：關注國計民生中的休閑，關注休閑中的人文關懷。
2009年10月，他以94歲的高齡出席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次國際會議（國際休閑社會學研究委員會中期會議暨2009-中國休閑與社會進步學術年會），他親自到會，并與全體代表合影。他在會上的發言由他的秘書胡冀燕完成。他在發言稿中指出：我曾長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職務，也長期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我以為，社會科學自誕生以來，就在不斷地吸收各個學科門類的營養，形成了開放性、跨學科性、包容性等學科特點，在實踐中不斷地發展和創新它的研究方法。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國際社會學協會就成立了休閑研究委員會，不難看出社會學對新生事物敏感捕捉的能力，也不難看出休閑問題之于當今社會的重要意義。
2011年，由于身體原因，他未能親自為休閑年會題寫講稿，征得他本人同意，選自于光遠《休閑游戲麻將》一書“序”中的片段，作為會議的書面發言。
2012年，他為休閑年會書寫書面發言，指出：需要從文化與哲學的角度加以對休閑這一社會文化現象、休閑與社會進步的關系的思考。我想，上述問題是值得理論界、學術界、教育界以及政府部門認真研究、認真對待的。
近些年隨著年齡增高，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坐輪椅、走天下”開始成為奢望，而他老人家卻開始了“坐輪椅、走社區”，進而思索北京市民的休閑生活。考察了解平民的休閑生活，并希望理論聯系實際，做具體的研究。每次去社區，他的觀察都很仔細。他注意到一位梳長辮子的中年女性經常在這里打乒乓球。他囑我找這位女同志了解一下，她是否下崗了？還有什么業余愛好？閑暇時間都怎么分配等等。離“社區活動中心”不遠處，是一塊未被清理的拆遷遺址，里邊雜草叢生、垃圾遍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既不雅觀，也妨礙周圍居民的日常生活。師母指著這塊地方說，“光遠幾次打算給北京市委書記劉琪寫信，希望他能重視這件事情，并盡快處理好。每天都在磨叨這件事……”
休閑研究在中國的研究常常遭人指責。一些人認為這是對資產階級生活情調的青睞，是自由化的回潮。即使在學界，也把休閑研究當成是對吃喝玩樂的眷顧。文化大革命遺留的意識形態時常利用多種場合向休閑研究發難。是他不懼冷言冷語，旗幟鮮明地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為依據，闡釋了休閑研究的文化意義、時代意義與社會進步意義。
2012年初開始住進醫院，2月10日上午我去看望他時，在小黑板上寫下：“文化部批準成立中國休閑文化研究會，請他擔任名譽理事長”，他看過笑了一下。
2012年7月9日上午，北京醫院。到病房時，于老正醒著。跟他打招呼時，他睜大眼睛、點點頭。隨后給他展示《于光遠休閑思想文獻回顧》小冊子，他一直看著。我又在小黑板上寫下“于光遠休閑思想文獻回顧”幾個大字，他專注地看著。但無語。
2012年12月25日下午，北京醫院。于老的精神不錯，我在黑板上寫下了“2012年休閑年會開得很好”，他仔細地看過，點了點頭。我接著又寫了“小非非已考取了美國康奈爾大學數學系，你高興吧？”，他仔細地看了一遍，似乎個別的地方沒有看明白，就又看了看，而后點點頭。
2013年7月5日下午4點至5點，北京醫院房間。今天是于老98歲生日，我給于老帶來賀壽字幅，上面書寫：“大壑空幽瘦松高潔，莽原弘闊碧水清揚”，由王治國書寫。詞章由常寶利先生正之。當即粘貼在病房的墻壁上。稍后，于老的女兒于小紅、于小東攜他們的兒女“飛飛”（小紅之子）和“非非”（小東之女）來到病房看望外公。似有親人間的感應，于老在瞬間睜開了眼睛，看兒孫們的到來，略顯激動。小非非趕緊在“小黑板”上寫下“祝姥爺生日快樂”放在他的眼前，美國的飛飛攥著于老的右手。一會，小紅拉住了爸爸的手，便親切地叫著“爸爸”，于老深情地點頭。
2013年8月22日下午4點至5點，北京醫院房間。過兩天我要出國，今天從匈牙利使館取回簽證，特意安排這個時間來看于老。于老安詳地躺在病床上，看似在沉睡，呼吸均勻，體溫正常，床邊垂吊的尿液袋有少許尿液。護工小張貼著于老的耳朵大聲說：“于老，馬大姐來看你了。”沒有什么反應，小張又試著喊了一遍，于老沒有像往常一樣，睜開眼睛看上一眼。這是我與于老的最后一面！
他曾為自己寫過“墓志銘”：自命是一個大玩學家，開玩笑地說，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可以寫上這么幾個字：“大玩學家于光遠與我們永別了。他走了，我們還是要玩。這正是于光遠希望人們做的事情。”
于光遠將去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們一定會在香檳酒、愛情詩、高雅音樂的陪伴下繼續討論發展生產力、剩余價值、全面自由地發展人，也一定會繼續討論人、生活、休閑。
秋風蕭瑟雁南飛，碧水長天鶴不歸。蒼翠青松山巖立，奇絕逸峰掛天垂。
擬絕句送于光遠恩師遠行！
馬惠娣
2013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