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休閑思想述要
馬惠娣
中國藝術研究院休閑研究中心
（2014年4月5日完稿）
摘 要：于光遠，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最重要的推動者和參與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辟了十數個學科，休閑學是他晚年最后的“作品”。他先后出版了多部著述與文章，探討休閑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現象所具有的規律性、時代性、實踐性等問題，論述了休閑與人本精神、與閑暇、與勞作、與創造、與消費的關系問題，為中國休閑研究與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本文查閱與梳理了于光遠在這一領域的著述與文獻，概述他以馬克思主義人本思想為核心對構建休閑研究中國學派所作出的學術貢獻，從中可見他對人的本質、生活的本質、發展的本質、休閑的本質所作的思考，以及于光遠休閑研究思想方法的獨特性。
關鍵詞：于光遠 人本休閑思想 思想方法
引 言
于光遠，自1995年中國實施每周五天工作制后，于當年7月在北京成立了休閑文化研究小組，組織各界人士開展對這一新的社會文化現象的研究。近20年來，在他的推動和影響下，先后引進并翻譯出版西方休閑研究著作，開展國際、國內學術交流，在全國形成了一支研究團隊，成立了相關學術團體和機構，出版了《論普遍有閑的社會》、《于光遠馬惠娣十年對話：關于休閑研究的十個基本問題》（以下簡稱《對話》）等著述和文章。他的高屋建瓴和遠見卓識為中國休閑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 “馬克思主義給我一把認識世界的鑰匙”
于光遠，（1915-2013年），上海人，1936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家科委副主任，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家、社會活動家，是中國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最重要的推動者和參與者。（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光遠訃文”）
他自青少年時代接觸《道德經》、《易經》后，開始對哲學感興趣。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讀物。“十分有幸的是在清華大學的最后一個學期，我選學了張申府教授開的一門形而上學的課。申府先生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英文版）也作為參考書。我就是在清華的這個圖書館里認真地看完了這兩本書。讀這兩本書對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有很大的關系，書中所闡述理論解決了在這之前我讀各種有關自然哲學的書時產生的許多問題，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十分信服……馬克思主義給了我一把認識世界的鑰匙，并成為我畢生的航標。”（見馬惠娣文：“于光遠訪談錄——談人生”，1998年）
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充滿了人文主義思想，關注人、解放人、發展人是其核心。他說，馬克思的人本思想, 源于他崇高的人的本性, 即對人的熱愛和對自由的向往。他引述1835 年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在一篇題為《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論文中的一段話: “一個人決不應該僅為了獲得個人的謀生手段來選擇職業, 而應該為了全人類的幸福, 為了發展和完善人的各種能力來選擇職業。”這種“為人的發展和完善”，亦成為于光遠畢生的向往。
1983年，在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際，他在《文匯報》（1983年3月23日）發表題為“馬克思主義——人類文化總匯”的文章中指出：“現在我們要使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掌握住今天千百萬人的心靈，也的確不能只靠共產主義的口號，只靠共產主義科學的結論，而要密切聯系日常各方面的工作，克服資本主義舊社會中最令人厭惡的特征，即‘理論與實踐脫節’的任何表現……馬克思主義是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高于歷史上一切精神文明決定性的因素。”（見于光遠著，《改革、經營、生活、組織建設》，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第95和843頁）
由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使得他的各類研究始終帶有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氣質，而且也深受這一西方文化的影響，在他的思想中、行為方式中，以及生活情趣中都刻下了人本主義的烙印。
1936年，他在廣州學習當時蘇聯出版的《供說外國語工人使用的俄語讀本》，看到蘇聯的公園改稱為“文化休息公園”，對這，開頭有些新鮮，再一想，覺得標明這一點是有好處的。（見《論普遍有閑的社會》，第28-29頁）
1939年，那是一個艱苦的戰爭年代，“革命”是每個革命者精神世界中“唯一的理念”。就在這個時候，于光遠開始在延安窯洞的油燈下翻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勞累的時候，他以翻譯馬克思寫給燕妮的愛情詩作為消遣的方式，顯示了年輕的于光遠的浪漫主義情懷。
1946年艾思奇同志完成了一篇“建設新家庭”的文章，呈交毛澤東，而后，毛澤東批示暫不予發表。艾思奇便把文稿丟到了垃圾筐。細心的于光遠撿拾起，并保存起來。1959年他整理了六篇關于“家庭問題”的文章發表在《解放日報》上。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1978年，他曾作為中國共產黨訪問東歐代表團副團長訪問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而那里的旅游事業與博物館事業的密切結合這一條，給了他很深的印象。回國后，他以“旅游與文化”為題發表文章暢談：“旅游是增進旅游者文化知識、提高文化素養，且輕松而又愉快的一種活動。”（于光遠馬惠娣文，“關于文化視野中的旅游問題的對話”，《清華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1982年，國務院將原隸屬于外交部的“中國旅行游覽事業管理局”更名為“國家旅游局”，時任局長韓克華在后來說，于光遠真是一個目光遠大的人，那個時候，中國百業待興，旅游在當時“遙不可及”，可是于光遠卻看到了旅游對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他曾參與起草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提綱（1979年），這篇講話后來成為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他也成為開啟中國歷史新航程的重要智囊人物。待到“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時（1984年），中央工作報告中三段文字談到“生活方式”問題：
“經濟體制的改革，不僅會引起人們經濟生活的重大變化，而且會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的重大變化”……“在創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同時，要努力在全社會形成適應現代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學的生活方式，摒棄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東西”……“這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物質文明建設的巨大力量。”（見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公報,1984年）
依我推測，這份文件中對“生活方式”的表述其思想來自于光遠，因為，在我查閱這一時期的學術文獻時，發現他的相當多的文章涉及生活方式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期他提出：“抓生活、促生產”，是對當時長期統治人的“抓革命、促生產”觀念的一個顛覆性言論，接著他在多家報刊雜志上發表文章、提出建議：
“我們應該研究人民群眾的消費、生活和生活方式問題，使人民群眾在現有經濟條件下生活得更美好、幸福和健康……對人民群眾的生活要進行指導，但不能橫加干涉。一方面幫助群眾樹立正確的生活方式，包括審美觀點，讓他們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通過生產和消費正確結合的辦法來指導消費。”（見于光遠著，《改革、經營、生活、組織建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0頁）
“現代人，應該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在現代人生活方式中，應該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講科學、講道德、講禮貌、講美、講衛生、將享受、講發展和表現自己的才能與個性，等等，哪一點不屬于文化要素？離開了這些文化要素，也就沒有三中全會提出的與現代生產力發展和進步要求相適應的生活方式。增強生活中美的文化要素，一要增加和提高客體中美的要素；一是提高接受美的主體的審美情趣和能力。”（見于光遠著，《改革、經營、生活、組織建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6頁）
那個時代，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對此啞言無聲，而且還批判于光遠的資產階級思想傾向。他毫不客氣地批判當時的“極左”路線，他說：“社會主義建設——包括社會主義生產及其他活動——都是為了改善勞動者的生活。但是直到現在，勞動者的生活問題很少列入黨政機關的議事議程。”（見于光遠著，《改革、經營、生活、組織建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6-368頁）
從七十年代末至他的晚年，他寫了大量的文章，談生活方式、旅游文化、酒文化、餐飲文化、花卉文化、度假文化、玩文化等等與生活情趣相關的話題。
在一次會議上，他提議由我主持一個哲學咖啡屋，他希望中國的學人像巴黎人那樣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談哲學、科學、藝術，相互碰撞思想火花。由此，不難看出于光遠人性中的浪漫，思想中的人文精神。
1995年5月我國實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于光遠敏銳地意識到“休閑”將作為一個新的社會文化現象凸顯于人的生活中，并于同年7月組成了中國首個“休閑文化研究小組”，開拓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門學科。是年，他已整整八十周歲。進入耄耋之年的他，一如既往——思想敏銳，對新生事物不僅有撲捉的能力，而且仍然充滿激情和熱情。他在闡述“普遍有閑的社會”時，堅定地聲稱：“馬克思在休閑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促進社會進步方面有相當深刻的論述，已經為我們指明了一條光明的大道。”（見于光遠《論普遍有閑的社會》）
開拓中國休閑研究的是于光遠，而不是別人！我們從他對馬克思主義人本思想的信仰與追求中，找到了他的學術必然性與歷史必然性。他做了“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建黨治國”的國家最應該關注的一個理論問題。
二、于光遠：人本思想中的休閑觀
1、休閑：自由全面地發展人
自有人類社會以來，關于人的問題始終被各個時代的哲學家所追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在考察人時，提出了休閑的概念，認為“有閑”可以讓人變得“高大”（指道德層面），“有閑”利于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作為西方最杰出的文化傳承者，充分吸收了古希臘文化中的人本思想。縱觀馬克思主義學說， “自由時間”被反復論及。在馬克思眼中：人們有了充裕的休閑時間，就等于享有了充分發揮自己一切愛好、興趣、才能、力量的廣闊空間，有了為“思想”提供自由馳騁的天地。在這個自由的天地里，人們可以不再為謀取生活資料而奔波操勞，個人才在藝術、科學等方面獲得發展，“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于勞動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頁） “自由時間，可以支配的時間就是財富本身”。（于光遠《經濟學扎記》第117頁，廣東人民出版社）
當普遍有閑的社會來臨之際，于光遠意識到：“休閑是我們這個時代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關乎人的發展、人的走向。他認為，當年美國學者凡勃倫先生發現一個“有閑階級”的崛起，而目前中國是進入“普遍有閑”的社會。“有閑階級”和“普遍有閑”有著性質的區別。“有閑階級”只是“一個階級”，而“普遍有閑”則是全體國民進入從“謀生手段”到“樂生要素”的社會（見于光遠文：“閑”——最大最大的字眼）。在他看來，休閑，不僅是一個生活表象、生活內容，而本質上是如何讓人自由全面地發展，其中孕育著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新規律。
那么，社會生產力新的規律是什么？他說：“爭取有閑是生產的根本目的之一。閑暇時間的長短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同步的。從現在看將來，如果閑的時間能夠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進一步增加，閑的地位還可以進一步提高。這是未來社會高速發展的必然規律。”（見于光遠“《普遍有閑的社會》）
他又論及“休閑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搞社會主義為的是什么”的問題。他說：“說到底還不是為了全體社會成員生活過得愉快。我們提倡艱苦奮斗，但苦不是目的，苦是為了樂。現實的、可以使人們快樂的事，我們應該給予高度的重視，沒有理由忽視它。”……他說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預見到：未來社會目標應有三個特征，即：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物質的極大豐富，社會每一個成員的全面自由的發展。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證明了馬克思理論預見的科學性與前瞻性。他勉勵“今天從事哲學研究的人，應有高度的責任感，去觀察、關注、研究這一帶有規律性和生活本質的社會現象。”（見于光遠“《普遍有閑的社會》）
?他稔知馬克思主義文獻，憑借超人的記憶力，常常信手拈來，或脫口而出其中的段落。他崇拜馬克思對人、人類自由精神的熱愛；對把人作為最高價值和目的來追求。并認為，這種人本思想是從現實的、具體的人出發, 著眼于人的全面解放。他認為，休閑，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不同于其他社會問題，必須觸及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但不能離開哲學的指導。因此，他說，“休閑的哲學實踐”與“休閑的實踐哲學”應當是休閑研究的起點。他強調休閑哲學在實踐性方面應得到更多的體現；休閑哲學的實踐性應體現在對時代氣息、日常生活經驗、價值理念的充分反思與理解上，特別強調所有這些事物之間的整體性與相容性，尤其要體現在塑造人的正確價值觀方面。（見《對話》）
在對待休閑觀問題上，他十分看重人本思想中的價值觀問題，他說，確立人，首先要確立價值觀。什么是價值觀？簡單地說，是指一個人在對各種社會實踐進行評價時所持的觀點。具體地說，就是什么樣的社會目的，什么樣的社會生活方式值得我們去追求，值得為之奮斗。在他發表的“價值觀與幸福觀”一文中，談到富裕與幸福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并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
“大家熟悉的《紅樓夢》故事中，賈府到后來出現了衰落景象。但是賈寶玉和林黛玉的物質生活直到最后還都是很富裕的。在《紅樓夢》中，我們沒有看到他們抱怨工資太低，物價上漲，但是他們的生活很不幸福，一個郁郁而死，一個出家當和尚。為什么？那就是受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壓迫，不能自由結合，給這一對青年帶來了極大的痛苦。這就涉及到精神生活的問題。幸福的生活要求一個人能給人帶來幸福的倫理關系。”
于光遠用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揭示了人的自由和精神生活并不僅僅依賴于物質生活水平這個道理。他反對片面地追求物質生活的導向，忽視精神生活的作法，他又舉一例說：
美國的一項民意測驗的結果表明：在世界上最發達國家之一的居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希望“達到更高的生活水準”，而大多數人的回答是：“過一種比較嚴肅簡樸的生活是一件好事”，“寧愿從非物質的體驗中得到快樂”。進而，他認為在中國“普遍有閑的社會”中，休閑倫理問題必須引起關注。
“我們要研究中國，有沒有可能走西方國家曾經走過的路，過今天西方社會那樣的消費生活？例如：有沒有可能做到12億居民每戶有一輛小汽車，或者平均二、三戶平均一輛小汽車？如果那樣，我國每年要生產多少億噸鋼？有沒有可能像今天美國人那樣，每人一年要消耗相當于十五噸準煤的燃料和動力？如果達到這一標準，我國每年要生產多少億噸準煤的燃料？這樣的消費生活值得我們去追求嗎？對此要有長遠性、戰略性的目標。”（見《論普遍有閑的社會》1996年）。
他舉這個例子，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對新的、先進的生活方式的關注，另一方面，可見他的全局觀念、戰略眼光和遠見卓識。
他從實際休閑生活中，看到了休閑倫理問題。由此憂心于人們對消費價值的理解過于簡單，多次引用馬克思的文獻，說明消費價值在于“生產出生產者的素質，因為它在生產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無論如何，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后完成。”這些考慮和憂心，體現了他對馬克思人本思想的繼承與弘揚。
他作為《自然辯證法》的譯者之一、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創始人，對《自然辯證法》爛熟于心。他曾引出《自然辯證法》中“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 、“導言”一節，他說，恩格斯在預見未來社會發展的規律時指出，人類將經歷“兩次提升”，第一次提升體現在“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第二次提升體現在“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顯而易見，“兩次提升”看似關注到人從生物屬性和動物屬性中脫離出來，而恩格斯真實的目的在于提升人的主體性，提升人的本質（人要有人的本質，而非動物的本質）。人不是一個經濟動物，如果只追求物質財富、享受物質財富，那么人類又回到了“動物世界”。亞里斯多德說過一句話：“人在達到德性的完備時是一切動物中最出色的“動物”；但如果他剛愎自負，目無法律和正義，他就成為一切禽獸中最惡劣的禽獸。”（見《對話》）所以馬克思反復論述自由時間的價值：“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并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19頁）
正是這個道理，于光遠在思考中國休閑哲學特色時，堅持實踐哲學的方法論原則與動態的思維邏輯，他說：“如果說未來建構休閑哲學的理論體系，我想，休閑是基礎，而不是哲學理論本身。因為，我們可以從這個基礎中發現那些有關價值觀和道德倫理的準則。盡管價值觀和道德倫理準則更傾向于社會性、依賴于社會關系，但是它們與人是同構其中的。對每一個個體來說，生活本身就是意義，無論他們在其中享有世俗的休閑，還是享有信仰的休閑。人們有權自由選擇自己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取向，然而，人畢竟是社會的人，如果離開了共同的規范與準則，那么人的自由、正義、責任、秩序、美德都會化為泡影。”（見《對話》）
歸根結底，他希望實現馬克思人本思想在中國休閑研究中的具體化。
2、休閑：時代的大課題
“閑暇時間多了，我們干什么？這是時代的大課題”，在這個問題上至今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同樣也沒有引起政府部門的關注。盡管十分遺憾，但于光遠從來沒有放棄對休閑與時間價值的深度關切。
他撰文說：“閑”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字眼，是同社會生產力聯系在一起的事物。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的基礎。生產力的發展意味著閑暇的生產和增長。“閑”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那時，整個社會就從“有閑階級社會”走向“普遍有閑的社會”。他認為把“閑”的本質分析清楚很重要。他認為“閑”有兩種性質：一是“閑”作為“一般的閑”和“特殊的閑”：
“一般的閑”，指的是人們正在做和必須做的事情可以減少，而獲得的更多的時間，這個時間可以去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外的其他的事情，諸如：可以自由地利用這個業余時間去從事物質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生產，從事學習和創造發明，從事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從事各種社會活動。
當然，“閑”也具有特殊屬性。也就是說“閑”是有各種不同的“閑”形態存在。例如，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有不同的或不完全相同的“閑”。這種“閑“同人們一般講的“閑”是不一樣的。人喜歡有更多的時間由他們自己支配，不帶任何勉強，不把它們視作謀生所必要，因而這種活動雖不屬于“休閑”的范圍，但從本人來說會感到更多的興趣。
他本人，一生都惜時如金，甚至一天當成兩天用。他十分認同馬克思主義關于自由時間的論述：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都取決于時間的節省。一切節約都是時間的節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是財富本身。因而，利用時間問題是一個極其高級的規律。（《全集》第46卷上冊，第120頁）
他曾多次講馬克思作為一名偉大的導師，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人類解放事業，對于時間沒有片刻的荒廢。他曾講18歲的馬克思陷入愛河之事，由于遠離他的“無限美好的燕妮”，他已陷入真正的不平靜之中。馬克思做了正在戀愛中的年輕人常做的事情——執筆寫詩：……“千萬不可憂慮重重，屈服軛下終日郁郁，因為我們還有所向往，有所要求，也還有積極行動的自由。”也許于光遠當年在延安翻譯了這首詩，不僅從中領略馬克思忠貞的愛情，也從這首詩中汲取了革命的力量，堅定了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浪費時間。
“閑”不只是生產力和文明進步的結果，也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重要因素。閑暇時間越多，利用好閑暇時間的問題就越突出。從個人方面來看，就有一個把自由時間支配好，使這段時間過得愉快、過得充實、過得有意思的問題。從社會方面來看，也有一個如何幫助和引導人們支配好閑暇時間的問題。
“閑”必定要被某種活動填充起來，這是一個一般性的原理。“學會珍惜，并有效、合理地利用閑暇時間，就擁有多方面發展自己的能力，就一定會有豐富而充實的人生。反之，利用不好，閑暇時間也會加害于你，輕則使你虛度人生、碌碌無為，重則使你誤入歧途，害人害己。這就是‘閑暇的辯證法’。”
如何從“閑”中獲益是很值得全社會思考的。一位西方哲人說：人的差異在于閑暇。這話很深刻，也足見閑暇的價值多么大！《共產黨宣言》中提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盡管，現在離這樣的社會階段還很遠，但必須正視這個問題（見《對話》）。
20世紀80年代，那時他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任職，于是向當時國務院的領導建議，希望中國各駐外使館的研究室了解駐在國中央政府機構設置情況，以供我國政府機構改革參考。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議，外交部作了部署，不久寄回了幾十個國家的材料。他在法國的材料中看到法國內閣中就有一個“業余部”，說明了法國政府對業余時間問題的重視。他說：閑暇的價值不言而喻，沒有閑，人的自然成長都有問題。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也是強調休閑的。他特別欣賞《道德經》中的一句話：“多聞數窮，不若守中。”
“人的心靈要保持清凈，而不要旁騖太多，沒了章法和智慧。因為，人一忙就容易亂，頭腦不清醒；人一忙也容易煩，心情不能和平；人一忙就容易膚淺，不能研究問題，不能冷靜認真思考；人一忙就容易只顧眼前，不能高瞻遠矚。”社會實踐表明：“歷來在緊張、繁忙、匆遽狀態下工作和生活的人都難以正常而持久地發揮自己的聰明與智慧，當然就少了創造性。人們形容螞蟻的‘繁忙’——浮世忙忙蟻子群，莫嗔頭上雪紛紛。大雪紛紛，是關系螞蟻生存的大事。可是蟻群還不知不覺，忙得沒有主見，忙得沒有遠見，只能平庸。”（見《休閑·游戲·麻將》2006年）
他憂心于當代人普遍的“無閑”現狀。他告誡研究者要多做實證調查，獲得第一手資料，從中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問題來。他同時也意識到，“閑”字在許多中國人的意識中被“矮化”。他查閱了《現代漢語詞典》，整理了帶有“閑”的成語。他說：
“羅列一下“閑”字頭的詞語，很多很多，但大多都是貶義，比如：“閑談”、“閑聊”、“閑扯”、“閑問”、“閑說”、“閑言”、“閑話”、“閑舌”等等，甚至連對寫“閑文”的人都給予白眼。再比如，形容行動方面的詞匯有“閑串”、“閑逛”、“閑游”、“閑遛”、“閑蕩”、“閑玩”、“閑耍”，無所事事的“閑散”、“閑坐”、“閑居”、“喝閑茶”、“吃閑飯”、“管閑事”、“閑賬”、“閑事閑非”，發“閑愁”、“生閑氣”……只要帶上個“閑”字，就可以說都是屬于無關緊要的事。
如果要形容人，有：“閑人”、“閑身”、“閑民”，官吏中有“閑官”、“閑職”、“閑冗”、“閑曹”乃至“閑雜人等”……反正帶上個“閑”字頭的人，他們的地位總比不帶“閑”字的要低不少。”（見“閑：一個最小最小的字眼”）他擔憂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會對社會起不良作用，對閑暇重要性的理解會打很大的折扣。
他尤其關注兒童和青少年的閑暇時間利用問題。他的個人經歷說明，閑暇時間是每一個人學習的第二課堂，而且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課堂，可以在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任何方面。他常憶起童年的事情：“他7歲的時候已讀完了《水滸》、《三國》。小說看完，就看彈詞、曲子，如：《再生緣》、《珍珠塔》、《琵琶記》、《西廂記》都看。那些曲子太文雅，看不懂，就只看說白。所有的文學作品看完了，他就開始看《天演論》、《梁啟超文集》以及國家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寫的書籍。對于一個7歲多的孩子來說，這些書是很難看懂幾句的，但他仍會“高興不已”。這些書讀完了，開始讀父親讀過的數學和自然科學課本。數學方面的有：算術、代數、幾何、八線（即三角）；自然科學方面的有：格致（物理）、化學、博學（植物、動物、礦物）；其他就是父親看過的專業課本，如：彈道原理、槍炮制造原理和技術等等。雖然這些書在他11歲之前只是胡亂地看了一遍，然而，卻培養了他渴求知識、追求真理、刻苦自學的好習慣。”（見馬惠娣文“大學問家——于光遠”，1998年《中華英才》）以親身經歷說明閑暇時間的價值。
所以，他批評當代的教育是讓孩童死讀書，讀死書，甚至為追求考高分，而放棄對許多方面的愛好，這嚴重地違背人的成長規律。他說，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能展開孩子們想像的翅膀，激發他們的興趣，發現他們的愛好，培養他們的專長。他引用了西方諺語：All works,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意思是說，“只有工作，沒有玩耍，聰明的孩子也變傻。”
當然，有人會玩物喪志，那不是游戲的錯，而是游戲者沒有掌握好“度”，缺少價值判斷，也是家長或學校沒有指導好和沒有盡到責任。”他還批評，單純地追求休閑所創造的經濟價值，忽視休閑的人文文化意蘊；單純地追求休閑消費創造的物質層面的一時發展，忽視對休閑者內在素養的提升。這種急功近利遮蔽了休閑教育的重要性（見《休閑·游戲·麻將》）。
3、休閑與勞作：人生中重要的一對范疇
休閑與勞作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對范疇。休閑，一般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休養生息和消除體力上的疲勞；二是自由全面發展自我，使之“成為人”和“社會化”。而勞作，之所以說勞作是指“勞動”和“工作”兩個形態，勞動和工作都有謀生和創造的屬性，但在某些屬性上又有很大不同。
于光遠在其一生中，不論是生活實踐，還是理論實踐，對休閑、勞動、工作相互作用的關系極為重視。他說，人之為人，正因為勞動，是勞動創造了人。如果遠離勞動，也必然造成人的退化。馬克思曾說過類似的話，“勞動是積極的、創造性的活動。勞動者的創造能力，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源泉。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產品，都是人類勞動運用自然資源創造出來的。”
早在150年前，馬克思曾預言，“自動化機器系統在經濟過程中最終替代人，并稱這是勞動的最后變形”。這個預言如今已經成為現實，有人把當前的勞作形態稱為“e勞動”時代，他認為很貼切、很生動。“e勞動”最直接的表現形式是，更多地解放勞動生產力，勞動產品的知識附加值愈來愈高，創造性越來越強。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勞作的多元化、多樣化和人性化正在顯現。然而，勞作卻不會因此而終止。某些傳統的勞動方式可能退出歷史舞臺，但也有可能某些傳統的勞作方式又重返人間。他斷言：人類還會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更高級、更符合人性的勞作方式。勞作從“謀生手段”到“樂生要素”。快樂的勞動會給每一個勞動者帶來激情、靈感、效率與創造力。試想，人生的三分之一時間是在工作狀態中，如果沒有樂趣與快樂相隨，那豈不是進了“地獄”。（見《對話》）
無疑，勞動與休閑的界限也愈來愈模糊，休閑的意義會更加突出，因為人的勞作方式將有一個革命性的改變。他同時指出：還有一個方面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那就是勞作本身對休閑的依賴會有日益加強。休閑作為勞動創造的一個重要條件會得到普遍的重視，以全面自由發展勞動者素養的要求會愈來愈
高。這些都會引起社會結構、政策、教育、服務、組織管理等方面的變革。這是以勞動與休閑作為一對范疇為基礎，討論它們之間關系所具有的特別意義。”（見《對話》）
這的確是科學技術發展過程中提出的新問題，是科學哲學、技術哲學需要關注的問題。他說，對于這樣的變化，問題不僅在于每個人要有思想準備，而關鍵問題是我們的教育體系、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價值標準體系，以及社會的方方面面要適應這種變化的形勢。無論如何，快樂的勞作是人的生命的組成部分，是人的存在的組成部分，是人的尊嚴的組成部分。（見《對話》）
他以自身的經驗和體驗告誡大家：學會休閑與勞作的融合，學會掌控張與弛、忙與閑的尺度，學會平衡享受生活與享受勞動的能力，就不會在“繁忙的工作”或“終結的工作”面前迷失人性。從勞動者個人進步來說，各種休閑活動對于個人知識的長進、素質的提高也起著積極的作用(當然在這里有一個前提，就是要講求積極的休閑文化)。還有，對做好業內工作來說，休閑得好，生活得到調劑，工作起來效率可以提高。一個人如果不能得到休閑，就會在精神上帶來不好的結果，影響工作。如今，人們有兩種誤區，一種認為:我們正在進入普遍有閑的社會，因此勞作問題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隨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勞作在將來也只是少數人的事了；另一種認為:勞作與休閑往往是對立的、不相容的，說明人們對休閑本質的認識很模糊（見《對話》）。
他引用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的一段話：“古人講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現在“弛”一下，同志們會清醒起來。”可見學會休閑之于勞作的意義（見《休閑·游戲·麻將》）。
無論如何，在他看來，休閑與勞作是人生中重要的一對范疇，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未來的勞動將會更多地凝聚人的休閑智慧，休閑智慧將使未來的勞動充滿創造的激情與樂趣。勞動形態的多樣化、多元化、個性化和人本化，既是人類的理想，也是文明社會真正來臨的標志。他如是說。（見《對話》）
4、休閑：自由、興趣、想象力
人在休閑狀態中，游戲所占比重很大。因此，談休閑，不能不談游戲。于光遠最著名的一個觀點是：“玩是人類第一部教科書”，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最直接、最易得、最自由的學習課堂。他說：這本“教科書”教人分享、欣賞、好奇心、想象力、興趣。為此，早在2000年時，他就呼吁：“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學術，掌握玩的技術，發展玩的藝術”。
他認為，游戲常常和人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不同年齡段有不同的游戲方式，因此“人之初，性本玩，活到老、玩到老，這是有科學依據的”。比如，小孩子們在一起“過家家”，學生們在一起談天說地，工作的人下班回來聊聊所見所聞，老年人在一起切磋廚藝、伺弄花草等等。生活方式中缺少游戲，既不符合人性，也會讓生活沉悶、刻板。
他注意到現在的孩子們嚴重缺乏游戲時間，缺乏對孩子游戲價值認知能力的培養。 “唯分為上”之風在全社會彌漫，甚至是越演越烈。孩子不僅完全被綁在學校學習，甚至課余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如此。知識量雖然很大，但是視野卻越來越窄小，課本知識與現實生活越來越脫節。連體育課、美術課也在不斷地縮減。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發展歷來是教育追求的目標，也是一個孩子真正成長起來的基礎，偏廢任何一個方面，都會使他們的人格不完整。（馬惠娣文，“于光遠教育哲學思想訪談”，1998年）
他認為，西方國家的休閑教育目標十分可取：“培養休閑行為價值判斷的能力；選擇和評估休閑活動的能力；決定個體目標和休閑行為標準的能力；合理運用閑暇時間的能力。”他認為，教育主管部門應當認真對待這個問題。
一般人認為，工作與游戲是一對矛盾，但他認為工作和游戲從來都是一種互補關系。人類社會中許多發明就是誕生于游戲中。以“小科學時代”為例，科學研究完全出于人們的興趣和好奇心。像顯微鏡和望遠鏡在內的大多數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其最初的創造原型都是作為玩具被構思并做出來的。吉爾伯特、哈維、伽利略和開普勒所做出的原創性的科學發現，以及笛卡兒、笛沙格斯、費馬和帕斯卡所發明的數學都不具有直接的實際用途，也不是生活中的必需性要求，而所有的動機與目的都是追求游戲中的自由狀態。他提及控制論創始人、美國數學家維納，童年的維納是個調皮的孩子——爬迷宮、玩滑梯、打群架、擺弄擴音機、萬花筒、幻燈機、與妹妹“過家家”，他也對各種生物現象發生興趣，觀察細胞分裂、精卵結合。這一切使他很愉快，促使他產生了許多怪異的想法，為他日后在數學、工程學和生物學等領域做出的卓越貢獻奠定了基礎。物理學家費曼走向科學之路，卻是他童年時的游戲。費曼說，正是小時候父親與他玩游戲讓他知道了科學的有趣性。父親教他把瓷磚一塊接一塊地連起來，然后推倒，類似于多米諾骨牌游戲。父親又教他放這些瓷磚時一定得在一塊白的后面連接兩塊藍的，依次重復，決不能出錯。漸漸地，費曼看出了門道，那就是圖案的規則性。這是父親給他上的最早的數學課。從那時起，費曼對“尋找圖案”發生了興趣，而且他的一生都在尋找自然界以各種方式呈現出的圖案。后來，他對科學的解釋是，“科學令我們享受智力上的娛樂。”
于光遠本人也是對各種事情充滿興趣的人，童年在上學的路上，看到“做豆皮”、“占卜”、修鞋等各類市井生活他都注意觀察與思考，他后來說，社會大課堂讓他學到了很多東西，也增強了辨明是非、判斷真偽的能力。
科學家的研究表明，絕大多數人的生理特征基本相似，作為智慧承載體的器官大腦的重量幾乎相同，即使有差異也可以通過后天得到開發與彌補。但是大腦海馬區域分布不同具有普遍性，因而才有不同類型的天才出現。這個發現告訴人們，尊重個性、尊重差異、尊重不同興趣，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講求“求同存異”的。而個性、差異、興趣的顯現往往通過游戲的方式表達出來。
科學技術發展的真正動力是自由、興趣、想象力的集合體。馬克思說，“自由是創造的前提”。于光遠說，“創造為樂，自由為樂”，創造和自由是互為前提的。創造，必須有自由的環境；而自由的環境才能為創造提供靈感。
早在2000年初，他就呼吁國家開辦研究玩的大學，他說：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教授玩、玩具制作與發明，以及玩的理論研究的專業，這不是什么好事，否則對我們全方位地繼承文化遺產、進行新的文化創新都會帶來局限性和片面性。北京中關村是創新基地，也是創新人才密集的地方，應當成立“游戲俱樂部”，讓它成為創新思想的搖籃。
他因研究玩學而自稱“大玩學家”，撰寫“兒童玩具小論”、“玩具（大綱）”等多篇文章。他收藏了世界各地、形色各異的玩具。他對新生事物保持濃厚的興趣：78歲開始學寫散文隨筆，聲稱當一名“21世紀文壇新秀”；85歲開始學習使用計算機；86歲開通自己的網站；業余時間與外孫女演算數學題，那是最好的游戲與休息。
他認為，當今中國正在建設“創新型社會”，除了人、才、物和各種硬件設施的準備外，認識游戲的價值，引導好游戲的方向具有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他說，認識游戲的價值，本質上是認識創造的來源問題。（見“關于‘玩的價值’的對話”）
5、休閑消費：培育“完整的和全面的人”
休閑消費是“由于生產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資本的地方，現在只需要使用50資本，于是就有50資本和相應的必要勞動游離出來；因此必須為游離出來的資本和勞動創造出一個在質上不同的新的生產部門，這個生產部門會滿足并引起新的需要”。這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一段話。100多年過去了，馬克思當年的預言，如今在中國已然成為現實。
于光遠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敏銳地意識到休閑消費的重要性。自1998年他提出了：“怎樣的生產會產生怎樣的消費，或只能做到怎樣的消費”的問題。他認為：把生產與消費、生活與消費之間的關系討論清楚，消費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和經濟運動中的地位就基本上清楚了。當然，交換與消費、分配與消費的關系也應該討論清楚。于是，2002年他撰文探討“消費在社會生活、經濟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他在文章中引用了馬克思關于“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消費之間關系”的兩段論述：
“生產相對剩余價值，即以提高和發展生產力為基礎來生產剩余價值，要求生產出新的消費，要求在流通內部擴大消費范圍，就像以前（在生產絕對剩余價值時）擴大生產范圍一樣。第一，要求擴大現有的消費量；第二，要求把現有的消費量推廣到更大的范圍，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產出新的需要，發現和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換句話說這種情況就是；獲得的剩余勞動不單純是量上的剩余，同時勞動（從而剩余勞動）的質的差別的范圍不斷擴大，越來越多樣化，本身越來越分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91～392頁上。）
“……同樣要發現、創造和滿足社會本身產生的新的需要。（接著馬克思又把論述轉到人本身方面來）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并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盡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會產品（視作一種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這同樣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一個條件。（這里說的新的需要，當然是人的新的需要。生產廣泛新的產品的部門的發展，要求具有廣泛需要的人，要求把這樣的人作為社會產品生產出來。新的產品與使用、消費這些新產品的人，是同步生產出來的，兩者互為條件，互相促進。在這里馬克思高度評價有廣泛需要的人為“完整的和全面的人”，把具有多種享受能力視作有高度文明的人的一個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兩段，他在引用的過程中，做了說明和重點句子做了“下劃線”。他對第一段做了這樣的解釋：“過去我們學習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關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時，往往只把這種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本身講清楚為止，60年代我和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里就是這么寫的。這里馬克思討論了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實現后的一個必然結果：新的消費層因之顯示出來，不僅增加了消費的數量，而且要求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在質上創造出新的消費需求，從而論證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條件下，消費這種變化的必然性。
對于詳述這兩段話，他有著特別的用意，因為：“這兩段話，我很少見人引證。現在把它們引證出來，對于研究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我們都知道，于光遠作為經濟學家，早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了《政治經濟學》中國教材。他反思了當年對馬克思消費思想理解的局限性，而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更應該關注“消費的本質”問題。
他于2000年前后開始撰寫“我的‘四種消費品’理論”，就是對消費本質的深入思考。他說：“第一和第二種消費品主要指生存資料和享受資料。而“第三種消費品”特指“近現代交通工具”和“近現代通訊工具”，它們是從外部發展人。“第四種消費品” 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內容，包括教育、科研等。其特點，不是從外部，而是從內在發展人。而人的智慧和能力，是“社會生產力要素說”中——生產工具這個社會生產力的唯一要素中精神的生產工具。“第四種消費品”生產和消費得越多，社會生產力發展得就越快。”
依據這樣的分析，他認為，如果仍沿襲以往的就經濟論經濟、就產業論產業、就消費論消費，我們的研究就沒有意義了，休閑消費的靈魂也不復存在了。所以，他批判說：“現在人們仍習慣于線性思維，搞經濟的人看不到經濟之外的世界，什么來錢快，就做什么投資。有時候像往田地里施化肥，頭幾年的收成也許好，但土地的自生長能力已經喪失了。發展經濟需要文化的底蘊，發展休閑消費也需要文化的引導。”（見《“我的‘四種消費品’理論”》）
人們誤以為，休閑消費就是吃喝玩樂、揮霍浪費、炫耀財富。他認為不少人有這種錯誤的理解。如今休閑消費，已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特征。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了“邊際效用”的出現，很多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我們可以用“邊際效用”的規律來解釋這個現象。所謂“邊際效應”是指消費者在逐次增加1個單位消費品的時候，帶來的單位效用是逐漸遞減的。舉一個例子，當你肚子很餓的時候，有人給你拿來一籠包子，當你吃第一個包子的感覺是最好的，可是吃得越多，單個包子給你帶來的滿足感就越小，直到你吃撐了，其它包子已經起不到任何效用了。這個規律告訴我們，一是生產產品需要多元性、多樣性，但每一個個別的欲望又有其限度。二是完全的物質產品（不管是多么好的產品）只能滿足人的單一欲望，換句話說，沒有精神產品或帶有文化附加值的產品總會令人厭煩的。
依據這個規律我們不難看出，誰的產品能夠最大限度滿足人的需求，誰就能夠在市場競爭中獲勝，這是對企業而言。對個人而言，僅停留在物質層面的消費，“邊際效應”就會過早地出現。西方為休閑消費注入的價值理念和價值體驗很值得我們借鑒，我們應當看到這個歷史大趨勢。
他說：“消費為人的多種需求提供保障，對人的全面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這個命題，馬克思一直是肯定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人希望得到的東西總比為維持生存的一般需要多一些。現在仍有人認為我國出現了“消費早熟”的不好的現象。社會消費問題，到底是多一點好，還是少一點好？我們國家有一個流行的經濟學觀念，說消費多了，積累就少，速度就慢。事情究竟是不是這樣？我們批評美國是消費社會，那種批評當然也有道理，但是，能否反過來說主張一個“非消費社會”呢？肯定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增加人民的消費，并且消費的增加可以引起生產熱情的提高、生產需要的增加，它對經濟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見“關于消費在社會生活、經濟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對話”，《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年第9期）
同時，他注意到一股消費主義的潮流，這是一種追求體面的、無節制的物質享受和消費，試圖以物欲的滿足和占有來構筑其心理和精神的需求，把人的價值單一地定位于物質財富的享用和高消費的基礎之上。他引用馬克思的話：“享受這種財富的人，一方面，僅僅作為短暫的、恣意放縱的個人而行動，并且把別人的奴隸勞動、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貪欲的虜獲物，因而把人本身——因而也把他本身——看作毫無價值的犧牲品；他把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僅僅看作自己放縱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離奇的念頭的實現。”（見“關于消費在社會生活、經濟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對話”，《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年第9期）
“我主張對勞動者的消費進行科學的指導。這件事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應該研究人民群眾的消費、生活和生活方式問題，使人民群眾在現有經濟條件下生活得更美好、幸福和健康。”（見于光遠著，《改革、經營、生活、組織建設》，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第351-352頁）
?他關注休閑引起的產業鏈和新的經濟現象。他在2008年撰文指出：“目前在中國，事實上休閑產業已經崛起。可是一些企業，也包括管理者和市場營銷者，只知道休閑給經營帶來機會，卻缺少人文關懷意識，不了解人的休閑究竟要達到什么目的。經營休閑產業的企業盲目性很大，許多休閑產品缺少創新，缺少人文精神。所以，在這些方面尚需更多的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創新方法、創新技術。
人民大眾是社會的大多數人群，是國泰民安的基礎。國計民生不僅關心他們的疾苦問題，也包括關心他們的休閑生活。我們常說滿足人民大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精神生活需求，就應該體現在休閑生活中。我一再強調理論不能脫離社會實際、束之高閣。這個原則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見《對話》）
三、于光遠休閑研究的思想方法
1、一個信念：馬克思主義人本精神
于光遠用一生的時間和實踐研讀和踐行馬克思主義學說。馬克思成為他人生中的精神楷模和人格楷模。從他年輕時對馬克思主義的信服，到中國改革開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與片面理解、斷章取義地引介馬克思主義不同，他更注重全面、完整、系統地汲取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在“普遍有閑社會”來臨之際，他的休閑學說便與馬克思主義“自由全面發展人”的思想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他的理論邏輯中：自由時間——解放人——自由全面發展人——創造新經濟——促進休閑消費——從內在方面提升人——人的自由全面解放——對科學、藝術、哲學的全面享用——反作用于生產力——尊重人——創造一個新的主體價值。在這個邏輯鏈上，體現了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對人類社會生活普遍現象、規律與人類生活世界的研究，體現了他對當代社會具有普遍性的現象，以及解決社會生活倫理和政治實踐的關切。
他反對架空哲學，尤其那些“文字游戲”、“隔靴搔癢”、“攀附風雅”、“失去主見”式的文章和學術；他反對不接地氣、遠離社會與生活源頭的哲學雜技；他也反對缺少批判與思辨的僵化哲學。因此，他強調：學術應深深植根于社會、生活、民眾，應能透視社會現實和基層民眾中的各種熱點問題、焦點問題、難點問題；他反復說：我們的研究工作不應該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體的研究，向著實踐的方向前進，直到實踐生活中顯示出這種研究的重要意義。
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對經濟學的研究決不可以僅停留在象牙之塔之中，而遠離社會實踐、遠離人民大眾、遠離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吃喝拉撒；更不是把對長遠、整體、綜合的經濟觀察與研究建筑在象牙塔之上。……我們在當前的經濟活動中，即要做好假日經濟、消費經濟等的“經濟”文章，也必須超越“經濟”的狹隘眼界，從哲學、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視野中考慮休閑。”（在“休閑產業國際研討會”上的講話 2000年8月24日），僅這兩段話足見他深切的人文關切。
2、兩種關切：學術關切與社會關切
于光遠從青年時代起就對馬克思主義充滿了敬佩與信服，因而他的一生，不論是學品，還是人品，都帶有強烈的馬克思主義的人文氣質。他嘆服于馬克思、恩格斯在艱難的革命歲月中對社會與民眾的關切，利用寶貴的時間做各類社會調查，他說：“值得我們去學習、去揚棄。”（見“會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導論》一書編寫人員的談話要點”，1984年10月25日）
在他看來，馬克思的人本思想就是體現在對生活世界的關注，并把生活看作是一切實證科學的本源性。因而，“人們對社會所進行的科學研究是以生活為原點和出發點的。”這就是于光遠開啟中國休閑研究的歷史必然性。艱難的革命戰爭年代，他有情趣翻譯馬克思的愛情詩，關注家庭與生活問題；當人們深陷“抓革命、促生產”的時代，他卻堅定地提出“抓生活，促生產”的思想；1978年，中國“百廢待興”，他卻看到了旅游對發展人、發展經濟的未來前景；中國實行5天工作制，他立刻意識到：休閑是一個新的文化經濟現象，并指出，休閑是一個經濟問題、藝術問題、科學問題、創造問題、哲學問題，歸根結底是認識人的問題。他常常“人云所未云，發人所未發”。這些都源自于他的“兩個關切”。
他的學術關切，來源于他對社會的關切，他經常走基層，做深入的社會調查。90歲以前的他“坐輪椅、走天下”，平均每個月出差2-3次，每次都跑若干個地方。90歲之后，他開始了“坐輪椅、走社區”，從平民大眾的生活中提出研究的問題。比如，“他關注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身體狀況，認為他們今天仍然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可是他們中的很多人不注意平日的體育鍛煉。這個現象全社會的人都應關注”。“我能經常看到那個梳長辮子的女同志在這里打乒乓球，具體情況怎樣，是否下崗或退休？平日的閑暇時間如何分配？做做個案調查。”（馬惠娣文，“多管‘閑事’的于光遠”）他總是在社會調查中找到學術關切與社會關切的結合點。
3、兩種方法：“咬文嚼字”和“廣征博引”
他認為馬克思是一位“為著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導師，同時也是一位十分博學和嚴謹的學者。馬克思研究過的文獻種類很多，范圍也極廣，其中包括：羅馬法史、拉丁語刑法典籍、教會法、哲學史、法哲學，此外還有文藝作品，是巴爾扎克作品的忠實讀者。馬克思對他的父親說，沒有哲學的幫助就不能把任何東西吃透。于光遠認為，馬克思在這些廣博的學識中確立了堅定的人本精神，從中他總結出兩種治學方法：一是“咬文嚼字”，二是“旁征博引”。
他認為：“咬文嚼字”有三個方面的工作要做：（1）陳述明確、論證嚴謹、不能自相矛盾；（2）爭取獲得學術共同體認同的概念界定；（3）與經驗現實對話的概念界定。這是哲學的基本功。古人的讀書方法，就是有辭章考據的能力。因為，不論思考一個問題，還是寫一篇論文，都要對你提出的概念界定清楚。他反對把時髦的、流行的，而自己沒有界定清楚拿來就用的做法；也反對用文學上的修飾來掩蓋模糊概念的做法，并堅持“不使用未經批判的概念”。
他也喜歡“旁征博引”。旁征也者，不以孤證為滿足。博引也者，前人之研究成果盡可能為我所用。是要研究者對資料和文獻的充分占有，不僅材料多，而且能夠合理運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不僅需要自然科學的學科知識，也需要社會科學的、哲學的學科知識，觀察的視角多了，才能發現或找到某種具有普遍聯系的現象以及其中的規律性，這樣論述才能生動鮮活，令人信服。（見馬惠娣文：“于光遠教育哲學思想”）
他要求“休閑研究的中國學派”形成“開放性、跨學科性、包容性等學科特點”。（2009年休閑年會書面發言）他強調：休閑實踐哲學對形成和培育休閑研究中國學派有著特別的意義。馬克思主義人本精神給了我們一個理想、一個價值觀，而現實的人類社會生活給了這個理想和價值觀以一個更具有深度、廣度的生活實踐的舞臺和理論創造的空間。”（見《對話》一書）
4、兩種精神：“獨立思考”和“精神自由”
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充滿了人文主義的思想，人的自由是前提。他說：“我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我的個性追求自由”。 而“獨立思考、精神自由”成為他的座右銘。
“獨立思考”，即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息。“自由”是人的精神本質，它能增長人的道德、智性，發現人生志趣和活力，能有足夠的空間讓思想放飛。
為了獨立思考，他鼓勵人們學哲學。他認為學哲學是提高思維能力的一種方法，人不學哲學也會思考，但學哲學會使人更聰明。學哲學并不只是從哲學書籍和文章中學，而是可以從各門科學中，從各種事情上都可以學到哲學。在許多方面、在許多人身上都可以學到聰明。從辦蠢事中人們也可以從反面吸取教訓，學到聰明。現在有些人用死記硬背的辦法學習哲學，那是學不到聰明和智慧的。（見“于光遠教育哲學思想”）
他提出：“二表人才”的問題：一是愛表現；二是愛受表揚。他認為：“愛表現自己和愛受表揚都是人的天性，只不過我不忌諱說出來而己。恩格斯指出生活資料分三種：生存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自己的資料。我特別注意‘發展和表現自己’這幾個字。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競技者不就是這樣嗎？我可以講講自己的心情：當我自己坦白承認自己愛表現的時候，我在精神上覺得得到一種解脫，說出了真我……但是我提醒自己兩點：第一表現必須真實，第二得到表揚不要忘乎所以。”（于光遠九十壽辰致親友的信）這種率直與率真的性情，可見他對獨立人格、精神自由的珍重與守護。所以，他常常是人云所未云，人發所未發。
結? 語
于光遠，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家——從中可見他的休閑思想深深植根于社會、生活、民眾之中；融合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兼備于學術情懷與社會關切，洞察于精微之處與高遠之間，敏銳于生活咫尺與社會弘闊。
作為中國休閑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留給我們一個縝密的中國休閑研究的學術文本——他對休閑的規律性、時代性、實踐性，休閑與人本精神、與閑暇、與勞作、與創造、與消費的關系的準確把握，是學術史上的寶貴財富；他為中國休閑研究題寫的宗旨：“關注國計民生中的休閑，關注休閑中的人文關懷”，也一定成為休閑實踐哲學的方向。
斯人已去，方法猶存，精神常在！
（刊登在《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