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與中國休閑研究
寧澤群
北京聯合大學現代休閑行為與旅游發展研究所
中國休閑研究的奠基者于光遠先生于2013年9月26日去世，對于逝者最好的懷念，就是對他休閑思想的傳承，這種傳承不僅意味著他所奠定的休閑理念的延續，而且意味著他的生命并沒有隨著物質實體的消失而終結。
于光遠先生作為中國休閑研究的開拓者對過去二十年中國休閑研究所傾注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為了能夠建立中國休閑研究學科特點，引導中國的休閑研究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他常常利用中國休閑年會的機會發表他的思想觀點，每次在北京召開的年會他都會親自出席。讓人難以忘記的是，2009年在北京召開的“國際休閑社會學中期會議暨2009-中國休閑與社會進步年會”于光遠先生以94歲高齡做輪椅出席了大會開幕式，并由他的秘書代為發言。可見他對休閑研究事業的重視。
為了緬懷于光遠先生對中國休閑研究所作的貢獻，對他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間所發表的講話和文獻做了整理，以提供研究的方向性思路。
一、休閑與社會文明的關系
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物質豐裕，進一步強化了工作是生活唯一目的的觀念。正是由于人們囿于這種長期形成的對生活認知的偏差觀念，休閑始終被置于可有可無的地位，被社會發展所忽視。我國在傳統體制時期亦是如此。休閑娛樂在文革期間甚至被作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改革開放以后，盡管人們獲得了更多追求自我價值的權力，但經濟落后的狀況和物質的匱乏，使得人們更關注的是物質的獲取和豐裕，在追求效率的繁忙工作中，似乎已經忘卻了“休閑”兩字。
然而，于光遠先生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全民皆商”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從社會主義發展目的的高度，提出并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為的是什么？說到底還不是為了社會成員生活過的愉快。我們提倡艱苦奮斗，但苦不是目的。苦還是為了樂。現實的、可以使人們快樂的事，我們應該給予高度重視，沒有理由忽視。休閑會使人們愉快，它就應該在社會生活中占到應有的地位。”由此，于光遠先生在1996年提出的休閑與社會文明發展同步的觀點，即未來社會是一個“普遍有閑的社會”，在他為2007年中國休閑學術年會提供的書面講話中又再一次重申了這一觀點。
盡管一些國外學者也提出了有關未來是休閑社會的觀點，但于光遠所定義的“普遍有閑的社會”的內涵與西方學者的觀點有所不同。西方學者是基于西方發達國家人民休閑現象日益普遍的事實來定義的，而于光遠則是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從人的全面解放的角度來定義的，即“閑”與文明是孿生姐妹。與許多將休閑與工作（勞動）相對立的西方學者不同，于光遠先生更傾向于將休閑看作社會發展水平的范疇，它是用來劃分自由生存（勞動）與不自由生存（勞動）的分配狀況。也就是說，在社會發展水平低下的情況下，休閑與勞動是對立分離的，因為，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物質條件使得人們不得不被迫將大量的時間用于不自由的生存勞動，自由的休閑變成為了不自由勞動的對立狀態；而在社會發展達到較高水平時，相對充裕的物質生存條件的滿足，使得人們更傾向于選擇自由支配的生存活動，勞動的不自由性質發生的變化，自由生存的活動（勞動）與休閑活動合為一體。這種活動體現出更好的創造力，成為了生產力和文明發展的重要因素。當社會發展從“有閑階級的社會”走向“普遍有閑的社會”，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每一個成員的全面自由的發展便成為了一種可能。于光遠先生將這種未來社會的勞動稱之為“樂生要素”，而不是“謀生手段”。
二、休閑與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
休閑之所以能夠體現出人類的社會文明發展程度，其關鍵在于它與人的成長與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一書中曾經這樣強調過休閑的重要意義，他說：“一切事物都是圍繞著一個樞紐在旋轉，這個樞紐就是閑暇。”荷蘭著名人類文化學者赫伊津哈更是將游戲稱為人類文化的基礎。奧地利著名哲學大師皮珀的名著《閑暇：文化的基礎》則系統論述了休閑對于人類的重要意義。
我們都知道，人類的創造是離不開休閑的。人只有在靜思和默觀的狀態下，才會迸發出奇思妙想的靈感，才會獲得某種真諦的領悟。于光遠先生在《閑——最大最大的字眼》一文中列舉了世界上許多偉大的發明創造，都無不來自于休閑。因此，于光遠先生告誡我們，“人一忙就容易亂，頭腦不清醒；一忙就容易煩，心情不得和平；一忙就很容易認識膚淺，不能自己研究問題，不能冷靜思考，一忙就容易只顧得眼前，不能高瞻遠矚。”
實際上，休閑不僅僅與人類的智慧創造有關，它還伴隨我們的一生。縱觀人的從生到死的過程，我們與工作的聯系僅僅體現在人的就業階段，而休閑卻伴隨我們從牙牙學語到步履蹣跚。現代科學研究就已經充分證明了休閑游戲對人的成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游戲對兒童的智力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現代心理學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兒童時期的游戲缺失與成年以后的幸福生活具有直接的相關性。美國學者埃里克森在一項對參與他研究的孩子們的長達30年的跟蹤研究中表明發現，孩提時能將玩興置為事物核心的人在30年后過著最為有趣和充實的生活。而老年人缺乏對自我生活中休閑活動的掌控與責任感，則與死亡率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些都說明了休閑與人的一生的重要意義。
正因為如此，于光遠在為2011年中國休閑學術年會致詞中一再強調指出，“休閑的價值不言而喻，沒有閑，人的自然成長都有問題。”然而，在我國追求經濟快速增長的環境下，國人更多的是關注財富的增加和物質的享受。針對這一問題，于光遠先生提出研究價值觀的重要性。他指出，價值觀“簡單地說，是指一個人在對各種社會實踐進行評價時所持的觀點。具體地說，就是什么樣的社會目的，什么樣的社會生活方式值得我們去追求”，而“凡是能夠給人民帶來幸福的，就是值得我們去追求、去奮斗的。”他強調，“富裕是幸福的基礎，貧窮、困難當然是一種不幸，但富裕也并不就等于幸福。”可見，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享受生活。于光遠先生認為，“什么叫享受呢？享受是指滿足生存需要以上的生活內容，比生存高一等。”所以，“為了享受，不但要有享受的物質資料，同時還要有可以用來享受的一定的閑暇時間。”
正是這種基于這種追求真正幸福生活的理念，于光遠先生提出創立“玩學”的思想，并自稱自己是個“大玩家”。他將三字經中的“人之初，性本善”改為“人之初，性本玩”，并且，要“活到老，玩到老”。他自己提出了“玩學”的六個重要的方面，即1、“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2、“要玩得有文化”；3、“要有玩的文化”；4、“要研究玩的學術”；5、“掌握玩的技術”；6、“發展玩的藝術”。這一框架為我們搭建了休閑研究進一步探索的基本理論體系。
三、休閑行為的特征與層次性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當國人從物質就能獲得幸福生活的幻想中開始醒悟過來以后，休閑一詞就從冷僻的陌生變成為一種時尚的表達。人們開始任意地引用它來為自己的各種娛樂行為做注解，以至于它幾乎成為了一種工作之余隨意利用的萬能商標。這顯然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浮躁現象。因為，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休閑像任何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一樣，有著其辯證的多重內涵。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于光遠先生已經開始告誡人們，休閑并不僅僅是一個一般意義的概念問題。他在《論普遍有閑的社會》一文中不僅強調了業余時間和休閑時間的區別，指出業余時間即個人自由支配的時間，而休閑時間則是業余時間內用于休閑活動的時間。而且，還強調了休閑具有各種不同類別的行為狀態，我們不應該僅用休閑時間來理解休閑的復雜性。他指出，“閑”的狀況是多種多樣的，它們可以是看和聽，也可以是體育活動；它們可以是呆在家里，也可以是外出旅游；它們可以是一個人的獨處行為，也可以是兩個或兩個人以上的互動行為。因此，不能只講“閑”的一般性，還需要研究“閑”的特殊性。他還特別指出了在中文中休閑的“休”字所具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是不做什么事的“休”（休息）；一是不能閑著的“休”（休要閑著，即需要活動）。
正是由于休閑活動和行為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于光遠先生清醒地意識到休閑行為實際上是具有不同層次的，即休閑行為存在著健康和不健康的不同類別。因此，2009年，他在為當年的中國休閑學術年會的書面講話中強調指出，“休閑是科學技術進步帶給人類的一件最重要的“禮物”。它既可以成為人類“成長”的助推器，也可以因“閑”不當，而讓人類淪為“魔鬼”。”這是于光遠先生在告誡我們，忽略了休閑行為具有層次性的特性，就不能很好地利用休閑行為來發展和完善自我，相反，可能會毀滅自己。
關于休閑行為的層次性，國外休閑學者做過不少的理論探討。其中，美國休閑學者J.B.納什曾經就休閑行為層次性的這一特點，從道德角度做了排列等級，提出了一個休閑參與層次的理論模型。這一模型比較好地解釋了不同層次上的休閑行為對人的身心健康的不同作用和影響。他將休閑行為模式分為六個層級：最低層級納什稱為負層級，其表現為不良行為（如破壞公物等行為，這種行為往往具有反社會性質），次低層級是0層級，其表現為放縱行為（如酗酒等，這種行為往往會導致自我傷害），再上面的層極是第1層級，其表現為消磨時間行為（如被動地看電視等，這種行為屬于被動消遣的休閑活動），再高的層級是第2層級，其表現為投入感情的參與行為（如歌迷、球迷的行為，這種行為可以促進情感的交流），再高的層級是第3層級其表現為積極參與的行為（如旅游、跑步、演唱等，這時的行為個體是直接參與活動之中），最高層級是第4層級，其表現為創造性參與行為（如發明活動、藝術創造活動等，這種行為往往會使得行為者陶醉其中，實現身心舒緩、愉悅心情的作用）。
可見，休閑行為的不同層次對人的身心健康的發展起著不同的作用，積極休閑可促進我們的身心健康，消極休閑則可能毀滅我們的一生。這些都正是于光遠先生希望我們特別關注和深入研究的問題。
四、休閑產業的任務和目的問題
休閑產業及其發展，是休閑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作為服務于社會消費群體的多樣性休閑活動的部門，休閑產業如何健康地可持續發展，是關系到人們生活質量提升是否能夠得到保證的重要基礎。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于光遠先生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休閑產業的巨大商機和發展的復雜性。他指出，“由于今天休閑是社會的普遍現象，休閑產業的市場就必然很大。同時人需要各式各樣的休閑方式，休閑產業也就一定是包羅多種多樣行業的產業。”“在今天，休閑和休閑業都是超越國界的，問題十分復雜，因此對休閑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一個國家范圍來考慮。”
21世紀以后，我國休閑產業及其旅游產業的迅猛發展，印證了于光遠先生的這種遠見卓識。不過，隨之而來的產業高增長，也凸顯出一些發展觀念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導致我們更加關注于經濟效益的提高，這種觀念成為了我們的思維慣式，滲透在我們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每當我們發現一種新興產業的潛在發展機會，就都盼望它能夠成為GDP的一個新的增長點，以至于人們對待今天的休閑產業和旅游產業的快速發展，也持有這種觀念，似乎休閑產業和旅游產業將成為房地產業、汽車業以后的新的國民經濟支柱型產業。于是乎，完全不顧社會承載力的超載游客的擁擠數量，肆意破壞生態環境的休閑與旅游的資源開發項目都成為了新經濟增長點的標志性指標，堂而皇之地在各種主流媒體上反復傳播、復制和頌揚。
實際上，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于光遠先生看到休閑產業大發展的同時，就已經對休閑產業發展出現的問題，表明了自己鮮明的觀點，他指出：“休閑業這個產業部門的基本任務，是滿足人們對休閑和消遣的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休閑業當然要取得經濟效益，否則休閑業不可能擴展起來，但休閑業之所以能夠取得經濟效益，就是因為它能滿足休閑、消遣這種社會需要。而要取得好的效益，就必須認真細致地研究這種需要。可是現在從事休閑業的人，往往不去研究“閑”這種現象，不去研究休閑、消遣這種生活方式，只考慮自己的財源，這是一種本末倒置地看法，應該糾正。”2000年，于光遠先生在“休閑產業國際研討會”開幕式的講話中再一次告誡我們，“休閑業在國民經濟中地位的提高，帶來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有一些人只看到開展休閑業帶來的經濟利益，而不研究休閑本身，比如說，只講“假日經濟”，而不多講如何使人過好假日的生活，而后者應該是發展休閑產業的目的和基礎。”
在當時，這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告誡，實際上是在告訴我們一個產業成長和發展的簡明道理，即：一個產業的誕生與發展是要源自于這個社會的消費群體對這一類產品或服務的普遍需求，因而，產業應該以良好的產品質量和服務來更好地滿足這種社會需求，以此來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這是一個產業生存的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而如果這個產業的生產者們只是一味單純地追逐經濟收益，甚至不惜以損害消費群體的權益為代價，那么，這個產業的發展必然是沒有前景的。
由此可見，離開了對人的生活質量的服務目的，僅僅為了經濟利益來發展休閑產業及其旅游產業，就不可能實現社會文明進步的具有實際意義的真正發展。
結語：
休閑研究必然關注與社會文明、與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關注休閑行為的特征與層次性問題，以及休閑產業的任務和目的問題。這些是休閑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難以把握的問題。然而，早在20年前于光遠先生就有如此高瞻遠矚的見識，我們回顧上面的這些思想，可以看出一個思想者的睿智和對社會發展的高度責任感。這是于光遠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思想遺產，而我們對他的最好懷念，就是讓這些閃光的理念得以傳承與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