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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兒童休閑教育的重要處所

——訪馬惠娣

采寫/本刊記者孟娜

（見《兒童教育研究》2016年第8期）

馬惠娣，中國藝術研究院休閑研究中心主任、特聘研究員，有20余年跨學科休閑研究的學術經歷，亦多年呼吁對少年兒童的休閑教育。

每年八月，中小學生的暑假如期而至。越來越多的家長帶孩子參團出行或者讓孩子進入專業的課程班進行學業或技能的學習，希望孩子過充實、有收獲的假期。其實，不僅是寒暑假，家長和孩子平時的休息時間也逐漸被各種外出、活動、課程擠占得“無比充實”，這種情況不禁讓人反思：這種休閑狀態真的有益于兒童和家庭的發展嗎？為此，我刊采訪了休閑研究專家馬惠娣老師。

·“休”強調了人要順應自然規律，“閑”是要安靜、守序，并在某一技能或專長上有所精通

少年兒童研究：休閑在很多家長心中與休息、放假的含義基本等同，而休閑內容則可能是帶孩子出去玩或社交，讓孩子進行課外學習等。在您多年的研究中，您認為什么才是休閑？

馬惠娣：從休閑的本義來講，“休”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要求人能夠順應自然規律生活；對于孩子的成長而言，則是不違背孩子的本性和天性，更不能揠苗助長，否則欲速不達。“閑”的意義更為深遠，寓意安靜與守序；“閑”也與“嫻”相通，指除工作技能外，培養自己某一項自己感興趣的技藝與技能，或在專長上有所精通。父母需要領會休閑內在的文化意蘊，而不僅是以物質層面替代精神層面的耕耘。

少年兒童研究：您認為現在家庭的休閑生活狀態如何？我國的休閑教育狀況如何？

馬惠娣：目前，我國的休閑教育甚至連萌芽狀態都沒有出現。這與多年來我們對文化傳統的全面揚棄有直接關系。長期忽視休閑的人文價值，單純地追求休閑消費創造的物質層面的一時發展，忽視對休閑者內在素養的提升，這種急功近利遮蔽了休閑教育的重要性。羅素曾說，能否聰明地用“閑”是對文明的最終考驗。愛因斯坦也說，人的差異在于閑暇。可見自由時間和休閑的價值。

少年兒童研究：您認為休閑教育的目標是什么？

馬惠娣：休閑教育的目標有四點：第一，培養休閑行為價值判斷的能力；第二，選擇和評估休閑活動的能力；第三，決定個體目標和休閑行為標準的能力；第四，合理運用閑暇時間的能力。休閑教育的要義在于引導人的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消費方式，以遏制個體與社會的浮躁之風。

家長要對休閑教育有正確的理解，不是說給孩子花錢任性去玩就是好事，把握不好會扭曲孩子的人格。家長要把孩子在成長階段的時間豐富起來，以玩耍作為主要的生活內容。在兒童階段，行為能力、判斷能力、價值選擇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家長的理性培養，對閑暇時間的分配與利用尤其需要家長認真與持續的引導，不能把孩子的閑暇時間過多地推向電視、動漫和商業活動。

·當人們把休閑等同于吃喝玩樂時，實際是助推了商家以打著休閑為噱頭的商業行為，顛覆了休閑的本義。

少年兒童研究：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提升，很多家長希望為孩子提供更好、更專業的休閑業余活動，于是就給孩子報一些培訓班或興趣班。社會上適應家長需求也開發了很多課程，兒童休閑培訓逐步產業化。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家長的這種做法是將部分休閑活動的責任推向了社會，是一種購買服務的行為。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馬惠娣：孩子的生活正處于特殊的成長期，他們的生活內容主要以游戲為主，并在游戲過程中培養互愛、情感、興趣、守規等品德，激發想象力和創造力。西方人說，游戲、興趣和工作是人生中不斷思考、實踐和創造的三大內在動力。于光遠說“玩是人的第一部教科書”。這里孕育和發現孩子們的天然能力。因此，休閑生活的內容對他們的健康成長至關重要。現在很多家庭與學校的責任，甚至社會責任被轉嫁給了商業機構，但商業機構大多出于經濟利益，家長過度借力于商業機構的培訓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會害孩子，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都可能被商業綁架。

       少年兒童研究：很多家長認為只要自己有能力，就要讓孩子在課余時間享受能力水平范圍內最好的教育待遇。

馬惠娣：這是家長走入了消費自由的誤區。人們的購買能力增強的同時，也把大眾日常生活從傳統的“悠然自得”引向無窮無盡的“消費自由”，也就是把人的自由納入了“消費”制度的體系中。自由不再是需要精神的艱難付出，“自由”變成了由“消費”來加以組織的享受形式。“自由”在現實中成為必須依賴“消費”才能得以存在的過程。

消費主義有兩個欺騙性。其一，它貌似允諾人們進入課余消費的商店的同時，同樣被允諾將得到幸福；其二，消費主義設立了一個虛假命題：消費者進行消費是自由的，那么你就是自由的。因此，自由事實上淪落為消費主義，自由時間就是不盡地消費，人們在消費中完成自我實現。當人們把休閑等同于吃喝玩樂時，實際是助推了商家以打著休閑為噱頭的商業行為，顛覆了休閑的本義。

少年兒童研究：這的確是對家長的一個警示。

馬惠娣：著名的制度經濟學和休閑學奠基者索爾斯坦·凡勃倫先生，當年在觀察有閑階層的休閑行為時，發現“有閑”生活采取一種“非物質”的方式，即以“準學術”或“準藝術”的方式進行，會是高級的、有價值的，它能滿足人的精神上、審美上、文化上的需求。他還注意到，這樣的有閑生活不僅可以提高人的教養、社會的文明程度，還可以將人導向自律和高尚。1899年《有閑階級論》出版后，全美國逐漸形成了鄙視“炫耀性消費”的風氣，為健康的文化資本大廈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更多的人走向志愿者活動、捐助活動、慈善事業、教育事業、社會服務等。

在中國，人們對此認識還相當膚淺，更多時候只看到以“商品”形式為載體的金錢資本，忽略了以人的精神和社會體制等形式存在的文化資本，尤其忽略了文化傳播者、文化事業開拓者以及文化精英的社會責任和道德良知在其中的作用。

·文化資本是一個人的精神家園，重視休閑教育，實際上就是積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資本，是對人的內在力量的投資。

少年兒童研究：也有一些家長對休閑教育感到為難，認為這是需要相對雄厚的家庭實力才能辦到的事情。

馬惠娣：這就需要與家長剖析什么是文化資本。文化資本通常以三種形式存在：第一，具體的狀態，以精神和身體的持久“性情”的形式，諸如價值觀、社會風氣、家風、良好的舉止等；第二，客觀的狀態，以文化產品的形式，如，圖片、書籍、辭典、工具、機器等，這些產品是理論留下的痕跡或理論的具體體現；第三，體制的狀態，這是一種客觀化的形式。文化資本的積累往往是處于具體的狀態與過程中，即我們稱之為文化、教育、修養的形式。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把早期家庭教育投資、時間看作衡量文化資本最有效的途徑。在他看來，教育與教養是最大的文化資本，對閑暇時間的利用至關重要。一個社會僅有金錢資本而沒有文化資本，就如同折翼的鳥，很難飛得高遠。

少年兒童研究：休閑教育與家庭文化資本是什么關系？

馬惠娣：文化資本是一個人的精神家園，需要從小培養，為他日后的“成為人”和“社會化”奠定堅實的基礎。物質代替不了精神，金錢不等于文化和教養。但我們現在的問題比較大，商業化侵染了整個社會，物質雖繁榮但精神家園近乎被荒蕪。在此環境下，教育也很快與產業相聯系，家長把孩子的閑暇時間管理權交由他人代理，使教育的兩項使命——人格獨立和責任擔當變得無足輕重。

休閑是生活實踐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與家庭、教育、科學、宗教、藝術都發生著干絲萬縷的聯系。重視休閑教育，實際上就是積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資本，是對人的內在力量的投資。

·當下國人對休閑中的“寒”和“貴”的理解過于偏狹

少年兒童研究：現在有一個言論：寒門再難出貴子。其中有這樣一個認識：在現今社會環境中，兒童是否能成才，家庭所在的階層、具備的經濟實力以及家庭文化資本至關重要。雄厚的家庭實力不僅能夠為孩子提供更好的學業保障，也讓孩子在學習之余，能夠接觸到更高層次及水平的休閑活動，培養孩子多方面素養。但實際生活中，相較于為數較少的中高收入家庭，更多家庭屬于普通工薪階層，似乎無法擺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規律，也難以逾越社會階層的鴻溝。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馬惠娣：首先我們要清楚什么是“貴”。“貴”在當下被異化：大富大貴意味著有權有錢，光宗耀祖。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挫折、歷練才是人生的“大貴”，沒有挫折歷練的人生是一種缺憾，很難在成長的征程中千錘百煉。

“寒門”是什么？當下人們對“寒”的理解過于偏狹，以為“寒”就是窮，就是卑微。很多家庭認為沒有錢或祖輩的遺蔭，就不能達到“貴”。如果陷入到這種扭曲的思考邏輯里，寒門真的就難有貴子。其實，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修身標準不是只對某一階層的人提出的，這是所有中國人都需要恪守的準則，能堅持做到這些的家庭必定能養育出“天降大任”而能擔責者。中國史上這樣的“寒門貴子”不勝枚舉。我希望，社會和家長不要深陷“寒門”與“貴子”偏狹的邏輯思維中，而是注重孩童們成長環境中的人格培養。近現代以來，仁人志士意識到“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對此，我們必須重溫，并且篤行。

少年兒童研究：您認為家庭應該以何種思路優化休閑活動，以助力兒童成長？

馬惠娣：知識確實能夠提高生存技能，但知識只是人類智慧的一部分，除去智商、情商，還應培養孩子承受失敗和挫折的能力、良好的人格、君子風度。僅談金錢資本、人脈資本是為孩童成長路上設下的陷阱。人格獨立和責任擔當是養育之本。家長應盡早放手，讓孩子接受生活的磨練，學會自立于家庭與社會。這也許是一種更深沉而負責任的愛。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交易成本理論提出者羅納德•科斯在總結中國經濟十條中講到了中國計劃生育的后果，認為獨生子女雖然在時空中少了三億人口，但帶來的問題絕不是這三億人口的負擔所能彌補的——對此，應有足夠的認識。尤其“八零后、九零后”的家長后應當意識到自己孩子的社群活動在減少，家庭與家庭之間的聯系又呈現分層與固化等特點，不同性質的家庭之間的交流日漸減少，這或許給孩子的成長帶來更多的孤獨感，因此讓孩子參與多元化的休閑活動或許可以彌合這一鴻溝。

西方人創立的“童子軍”活動，向青少年提供適合他們成長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等方面的歷練，旨在培養出有良好素養的公民，即使在未來他們不是社會棟梁，也是社會需要的專門人才。

·家庭可以提供豐富的休閑教育資源

少年兒童研究：您認為良好的家庭休閑生活需要具備哪些要素？

馬惠娣：我認為休閑生活有三趣：好書，好師，好友。家庭在這三個方面都能提供很好的資源。每個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孩子的玩耍行為都是第一本教科書。家長應以閱讀進行休閑活動引導，以儉樸、簡約的方式讓孩子參與富有情趣和既動手又動腦的休閑活動，不僅培養他們日后的情趣和“一技之長”，還可以豐富他們的心靈和精神境界。

在西方，社區和宗教場所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在歐美國家考察時注意到，幾乎每個社區或教堂都有供孩子們活動的場所，有專屬孩子玩耍的空間與設施，并且組織各種類型的文體娛樂活動。即使像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這樣不發達的國家也十分注重兒童游樂設施的建設，盡管簡樸，比如僅有蹺蹺板、沙坑、單杠、秋千等等，孩子們仍然玩得很盡興。我同樣注意到，活動場所為了避免孩子們活動中不受傷，地面上鋪滿木屑或彈力膠。但我國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包括北京這樣各種資源十分集中的都市都忽略了兒童游樂場的建設。這是十分讓人遺憾的地方。有國外科學家的實驗證明，并不是玩具越多越好，玩具少了反而更能激發孩子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像我們這代人過去的玩具都是自己“鼓搗”出來的。那時，有幾個家庭能給孩子買玩具！但是“小人書”很多，圖文并茂，故事生動，短小精悍，物美價廉，且寓意深刻。至今還記得“賣火柴的小女孩”、“舒麗雅的故事”、“農夫與蛇”、“東郭先生”、“哪吒鬧海”、“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烏鴉與狐貍”……太多了，寓教于樂。那是人之初的“真善美”教育。

少年兒童研究：其實讓孩子參與到家庭生活中，成為一個“生活家”，也是一種休閑。

馬惠娣：馬克思說過，生活是一切歷史的起點。讓孩子參與到生活中，并在生活中扮演各種角色，會讓孩子受益良多。我曾經看到過一本美國的科普書，比如，其中有用圖片形式為孩子講述自行車的各個零件的功能以及組裝過程，以此啟發孩子們的創新能力。我們是自行車大國，但是很少把這種身邊的普通事物以專業普及的方式介紹給孩子。再比如說外出游玩，孩子要跟家長學會如何準備急救包、充氣筒、食物、汽車維護的工具、雨具甚至小冰箱等，面對火情等突發狀況如何報警等常識，如何用木料做出玩具和生活小用品等等，每一個參與到正常生活的過程都是好的休閑教育。我有一個朋友用攝影的方式帶領女兒觀察一片樹葉的成長，數年如一日。如今女兒已經成為小博物家。這種休閑生活幾乎不需要成本，但效果很好。經濟實力雄厚的家庭，可以帶領孩子參與各種公益活動，去了解、慰藉更多的人，豐盈自己的精神生活。休閑活動應該具體而有愛，讓孩子的生活不至過于抽象。孩子通過愛自己、愛父母、愛身邊的人和小動物、愛普通尋常的生活，長大后才能將愛延伸到他人、社會與國家。博愛也是生存的第一需要。

少年兒童研究：您對“靜”有一種獨特的理解和贊嘆，這是為什么？

馬惠娣：“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是古訓。事實上，靜的力量十分博大——不僅靜以修身，而且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尤其當代社會十分浮躁，急需靜的力量。靜不是不動，而是以靜制動。讓身心都處于質樸、純真、隨意的狀態中，才會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培養孩子安靜和獨處的能力，與就讓孩子看電視或者電子產品有天壤之別。在那些成人化的節目前，孩子的身體是靜止的，但他的內心不安靜，家長要特別注意這一點，不能把所有的休閑時間和休閑方式都“托付”給電腦和手機。

少年兒童研究：感謝您的詳盡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