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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惠娣：回顧于光遠旅游思想

——在“2019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旅游發展觀音山研討會”上的發言

觀音云頂/整理

2019年3月31日

在中央發布“關于粵港澳發展規劃綱要”四十天之后，我們在東莞觀音山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旅游發展研討會”。這既是群英匯聚的一次思想碰撞，又是一次粵港澳大灣區面臨重新洗牌的一次尋求新思路的嘗試。

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個世界不穩定、不確定的時代，對旅游來說，機遇、挑戰與風險同在。對于我們國家而言，在2020年將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國家發展目標已變為人民對美好生活期待所做出的政策調整、產業結構轉型、公共服務提升、供給側改革等等，旅游正成為人的休閑生活方式的一種選擇。因此，各種服務、產業布局、規劃設計都要以人為本。這就涉及到如何從本質上認識旅游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方面，我們做得還不夠好。

我來這兒之前，有兩個背景：一是《中國旅游報》創刊四十年，邀我寫“我與《中國旅游報》的故事”；二是聽說旅游學界正在討論和反思“我們這個學科為什么一直是在二級，到不了一級”。因為這兩個緣故，我覺得在這個歷史節點上，應反思，溫故而知新。對持續發展旅游、包括大灣區的旅游都是有好處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于光遠‘旅游詞典綱要’的釋義及啟示”這個主題。雖然，這篇文章不是為這次會議專門準備的，但不意味著和這次會議的主題沒關系。

我在為“我與中國旅游報社40年”撰文時，一下子40年旅游史就在腦子里面浮現出來了，其中想到了開拓中國旅游事業的一些前輩，包括我的老師于光遠，我是于光遠的入室弟子，正是在他的帶領與指導下，我從1995年開始了休閑文化的研究。旅游是我接觸得最早的一個領域。我們旅游學界有一個前輩南開大學申寶嘉教授早在20年前跟我講過，他認為，中國旅游學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實用層面，而缺少對旅游本質的認知，因此很難形成學科體系。這個話我一直深深記在心里。可是現在我們還在討論旅游學科究竟關注什么，應該做什么。回過頭來，我就想我們應當從于光遠旅游思想那里得到啟發。

于光遠是最早推動中國旅游事業的一個關鍵人物，自1978年始，他就多次發表文章，主張和倡導發展中國的旅游業，建議學習國外的經驗。國家第一任旅游局局長韓克華，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就跟我講，他說他出任第一任國家旅游局長感謝兩個人：一個是鄧小平，很偉大，當時中國百業待興，提出發展旅游經濟的問題，看到了對發展經濟的積極影響。再一個是于光遠，他是個哲學家，想得很深很遠。

在這里我提及這段歷史和這幾個人物，是想問問現在搞旅游教育的人有誰記得他們，在你們的教科書上誰來介紹他們的思想和貢獻，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于光遠旅游詞典綱要”是在2003年6月12日，我倆出席一個會議的時候，在中午餐桌上，于老用一個煙盒紙背面上寫下了“旅游詞典綱要”的內容。

于光遠作為一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雙重學科的學者，為旅游提出了經典的論句：“旅游是文化性很強的經濟事業，也是經濟性很強的文化事業”。事實上，四十年來，中國旅游業的發展在文化與經濟效應中是不平衡的。旅游學的研究對其本質也是沒有足夠清楚的認知。旅游業和旅游者缺文化素養是不爭的事實！

于光遠先生在《旅游詞典綱要》大致分為四個部分：旅游主體、旅游客體、旅游的文化價值、旅游的經濟價值。而把“旅游主體”看作是大自然、天然的自然，這讓我們不可思議！

許多人也許不知道，于光遠是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的譯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多次在重要的場合闡述《自然辯證法》中的自然觀：“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著報復”。 “我們必須時刻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他將“自然”看作旅游的主體，是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回應。的確，人類是自然中的滄海一粟。而自然所展示其多維價值——生命支撐價值、歷史價值、科學價值、經濟價值、消遣價值、審美價值、文化象征價值等等使人被賦予了靈性，同時也賦予人所負有的一種客觀義務。毋庸置疑的是：大自然造就了人類，也膨脹了人的欲望，在過去的兩個多世紀中人類試圖將自己變成主體，并去征服自然，為此，人類社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于光遠是多么的了不起，把自然與人的關系，以主、客體的方式建構了旅游的基本意識。我們應當接受這種意識，否則，未來的旅游仍會對大自然造成傷害，到頭來，損害的是人類自己。

客體是誰？于老把“旅游者”看作是客體，中國人有“客隨主便”、“入鄉隨俗”的文化傳統。作為“客體”的游客理當對自然給予高度的尊重，并在大自然面前放規矩些，不能反客為主！所以，他對旅游者的基本條件、動機、體驗、精神生活、安全保護、特殊需求、旅游者的禁忌等等都列出了詞條。

?于光遠的“旅游文化現象說”與整個社會和文化等眾多活動密切相關。他認為旅游資源的開發，不僅應包括自然資源，而且包括人文資源、文化資源，能將它們轉化為各種類型的服務和產品，并達到“寓教于樂”，提升人的內在品質。他認為：“旅游中的文化內容非常豐富，包括歷史與現實，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飲食、衣著服飾、舉止、談吐、待人接物、人情風俗……。旅游屬于休閑生活方式這個范疇。作為休閑生活方式有它的特殊規定性——時空的位移、地理信息的多變等等，這對人的身心適應性都有不同的要求。旅游者的目的一般是“求新、求知、求樂、求得一個美好的回憶”。旅游具有非常明顯的教育意義，由于它的社會性、實踐性和參與性的特點，可以培養人的社會態度、社會責任和人的感情。

于光遠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早在1978年就參與了國家經濟學科發展規劃的討論。那時，他就將“旅游經濟學”的問題提了出來。他認為：旅游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所涉獵和關注的方面比較多，比如說，如何明確旅游業的特點？如何理解旅游這一世界性的社會現象？旅游業與商業、旅館業、餐飲業、娛樂業、交通業等部門的關系？旅游經濟和旅游文化的關系等等問題。他說：旅游經濟學不僅研究旅游業與商業、旅館業、餐飲業、交通業的關系，還要研究與環保（自然生態、文化遺產的保護）、文化等部門的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也許這后一個關系，更值得我們關注。

這些是“于光遠旅游詞典綱要”的基本思想。于光遠先生作古已五周年，但是他的學術與思想，不應隨著他的離去而被遺忘。當旅游在我們的文化經濟生活中日趨重要的今天，這份“旅游詞典綱要”應喚起我們更多的學術責任，重新審視統御我們四十年的旅游理論。至少對“旅游主體”、“旅游客體”、“旅游文化效應”及“旅游經濟”這些基本問題做跨學科的思考。

我們要認識到現在時代的特征，這個時代特征給旅游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挑戰，這個挑戰不是一般的挑戰，中國人旅游喜歡有規劃、要統一、能復制，也許這些將變成“老黃歷”。“于光遠旅游詞典綱要”給了我們許多許多的啟示，特別是文化效應與經濟效應如何結合，這是非常重要而緊迫的課題。

在座者大多是學者、專家，對于那些傳統的、陳舊的、過時的、慣性的思維方式應當拋棄。

當然，我講這個主題的時候，心里面有深深的愧疚，老師在20年前就提出來這個詞條綱要，而我至今沒有能力來完成，是我的遺憾。但是我不希望成為我們旅游業和旅游學者研究的遺憾。

以此緬懷中國旅游學界、旅游業界的前輩，再次向他們致敬！

（根據發言整理內容又做了些許的修改與補充。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