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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辯證法》與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于光遠

——寫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

馬惠娣

（2021年4月15日）

銘記歷史 奮進向前 初心依舊 重責在肩 民族復興 執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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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的代表作之一。恩格斯花費長達十年的時間（1873年至1882年）在對大量社會實踐和各種觀察，以及閱讀了大量文獻的基礎上，寫作了《自然辯證法》，于1925年正式出版。

書中以“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自然科學和哲學”、“自然界的辯證法”、“認識自然的辯證法”、“物質的運動形式”、“數學和各門自然科學中的辯證法”、“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十余個章節指出了當時形而上學的局限，認為辯證法是世界（自然）普遍聯系的科學。書中也討論了：形而上學（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差異性與同一性，偶然與必然，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人與自然，生產方式與社會制度等等，尤其深入地思考了“自然”與“科學”的問題，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

《自然辯證法》揭示了自然界的整體性，確立了唯物辯證法的科學觀、自然觀和方法論。所及問題覆蓋面廣闊、視野宏大、思慮深邃，并依據當時自然科學（能量轉化、細胞學說和進化論）的成果，對德國古典哲學中的唯心主義辯證法進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改造。建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關于如何看待自然與科學（技術）的自然觀、科學觀和方法論。

恩格斯從世界是普遍聯系的觀點出發，指出：“對各種相互聯系作系統理解的需要，總是一再迫使我們在最后的、終極的真理周圍造起茂密的假說之林。”......“對缺乏邏輯和辯證法修養的自然科學家來說，互相排擠的假說的數目之多和替換之快，很容易引起這樣一種觀念：我們不可能認識事物的本質。”（[1]P30）

恩格斯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問題給予了深切的關注和透徹的剖析，高瞻遠矚地看到了人與自然關系惡化后帶來的人類社會與生態系統所出現的嚴重危機。他在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因果現象后指出：“我們在最先進的工業國家中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為人們服務：這樣我們就無限地增加了生產，使得一個小孩在今天所生產的東西，比以前的一百個成年人所生產的還要多。而結果又怎樣呢？日益增長的過度勞動，群眾的日益貧困，每十年一次大危機……”（[1]19）這樣的因果，給自然帶來的挑戰十分嚴重：“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別的地方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在這些地方剝奪了森林，也就剝奪了水分的聚集中心和貯存器。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樅樹濫用個精光時，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里的山區畜牧業的根基挖掉；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來。”（[1]P305） 這些現象，直接關系到自然界所遭到的破壞。

恩格斯不僅從人的活動的雙重結果的角度來論述人對自然界的不良影響和自然界對人的報復，而且從人的活動的較遠的不良影響角度來把握自然界對人的報復性問題。“學會更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的重要表現，充分察覺到人改造自然的活動造成較近和較遠后果不一致的問題。也就是說，人的勞動活動方式對大自然的影響有“滯后效應”。這種“滯后效應”產生的“氣候變化”已在當代顯現。

恩格斯強調：“正是這個剛剛萌芽的觀點——自然界不是存在著，而是生成著并消逝著——使大多數自然科學家必須下決心承認，不僅整個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動物，也有時間上的歷史。”（[1]P19）

為了克服人類自身感官的局限，獲得遠勝于動物感覺的經驗認識，恩格斯用螞蟻和人作類比進行說明：“螞蟻具有和我們不同的眼睛，它們能看見化學光線......但是，在對我們所看不到的這些光線的認識上，我們比螞蟻走得更遠得多.......這己經表明人的眼晴的特殊構造并不是人的認識的絕對界限......除了眼睛，我們不僅還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們的思維活動。”（[1]P103）

正是這種系統觀、整體觀、歷史觀的辯證法思想，讓恩格斯意識到了大規模現代工業背景下“這是一次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巨人的時代。”（[1]P6）

恩格斯認為：“自然界本身的辯證法是通過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日益被揭示出來的，兩個方面的研究密切相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用普遍聯系與發展的眼光將之整合為一個整體，建立一套自然哲學理論體系。另一方面，《自然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首次解決了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相互關系問題，為自然科學家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和辯證邏輯的認識工具。

“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在第一線都確實取得了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線和第三線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它常常把第一個結果重新消除……。因此，我們必須在每一步都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決不同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個人，——相反，我們連同肉、血和腦都屬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1]P305）不僅為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做出了生動的回答，而且也對哲學的“元問題”——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做出了深刻的回答。

恩格斯從認識論的角度指出：“一個民族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1]P47）。表明了科學的理論思維對認知事物本質的絕對必要性。又指出：“人們蔑視辯證法事實上是不能不受懲罰的。人們可以對一切理論思維隨便怎么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人們就是兩件自然界的事實也不能聯系起來。或者對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聯系都不能了解”（[1]P62頁）。

《自然辯證法》也體現了從“思辨哲學”向“實證科學”這一思維方式的轉變，這既是《自然辯證法》理論體系的根基，也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重要特征。

自然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時代，以及后來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學派，諸如：法蘭克福學派、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東歐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學派。人們對現代社會中異化的“多面性和無所不在性”、“人性的貪婪與物欲”、“生活世界的變革”、“增長的極限”、“城市空間正義”等理論論述，體現和延續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批判性、思辨性、人本性等特征。

二

于光遠，（1915-2013年），1936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家科委副主任，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家、社會活動家，是中國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最重要的推動者和參與者。（[5]）自稱“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6]P217）；中共百年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

自青少年時代，于光遠接觸《道德經》、《易經》，對哲學發生興趣。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讀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英文版）在清華大學的圖書館里認真地讀過。“這兩本書對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有很大的關系，書中所闡述理論解決了在這之前我讀各種有關自然哲學的書時產生的許多問題，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十分信服……馬克思主義給了我一把認識世界的鑰匙，并成為我畢生的航標。”（[4]）

《自然辯證法》在20世紀20年代由前蘇聯傳入中國，1932年由杜畏之在上海神州出版社翻譯出版。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在延安籌建“自然科學研究院”。當時于光遠作為延安中山圖書館主任，有幸最早接觸了《自然辯證法》德文版，并著手翻譯。并同與屈伯川向毛澤東匯報運用唯物辯證法來研究自然科學的重要性。1940年2月5日毛澤東在“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成立大會上，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自然科學的指導作用。（[2]P529）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寫下的《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作品，充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抗日和建立新中國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思想方法。標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端。

新中國成立后，在我國制定“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1956-1967）”時，專門制定了《自然辯證法——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的規劃》。1956年10月創辦了《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志。從1956年起，不少高等學校設立“自然辯證法教研室”。1964年8月23日在毛澤東接見日本學者坂田昌一之后的第二天將周培源（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于光遠的老師）與于光遠邀到他的臥室，談了很長時間的自然辯證法問題。（[2]P537）毛澤東對辯證法的興趣保持終生。

1977年經鄧小平同意并由當時所有政治局常委圈閱，于當年11月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備機構”，1981年10月在北京正式成立。1985年出版學刊《自然辯證法研究》雜志，成為傳播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要理論陣地。

于光遠為首任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他說：無論是學科規劃、學術研究團體，還是組織形式之齊全、專門課程的設置等等，“這在世界自然辯證法的歷史上恐怕也是沒有的。”（[2]P535）

于光遠重視自然辯證法中國學派的建構與形成，并帶有鮮明的跨學科性、系統性、全局性、長遠性、人文性的特色。“我們所說的自然，不完全指天然的自然，也指經過人的作用而形成是社會的自然。（[2]P13）……把它的對象擴大到自然界之外的一切人工的自然界——或者準確地說擴大到一切受到人類社會影響的自然界。”（[2]P470）“自然和超自然、自然和精神、天然的自然和人工的自然，以及被我們認識了的自然和未被認識的自然等等。”（[2]P564）他堅持“社會的自然的研究——把天然的自然和有人起作用而形成的社會自然作為同樣重要的研究對象”。繼承和發展了《自然辯證法》。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在他的帶領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相繼參與和關注到國家發展戰略的論證與決策過程，包括城市、糧食、菜籃子、立體交通、教育、文化、農業、生態文明，及科技與社會發展戰略等問題，開創了具有跨學科特色的“對話與討論模式”。并以科學史、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工程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對科學整體特征和發展趨勢做出“預測性”的思想構架。

在21世紀來臨之際，于光遠撰文：二十一世紀世界格局將進入一個重大歷史變革期與調整期。人與自然的關系、與社會的關系、與發展的關系、與環境的關系、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都將出現諸多的難點、惑點與轉折點：可能走向新科學誕生的歷程。新科學的內容必定同解決人與環境的和諧、科學與人文的平衡、科學本身的系統整合等問題相聯系。（[3]）

1995年，我國開始實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就在這一年他發起了休閑文化研究，也是他一生中開拓的最后一門學科。于光遠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說充滿了人文主義思想，關注人、解放人、發展人是其核心，也是人的主體性之根本。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而系統的學說，具有不可分割性，其中自然觀、生活觀、休閑觀、勞動觀和消費觀是馬克思主義人本思想的重要組成。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應片面理解、斷章取義、以偏概全。完整、系統、準確地領會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于光遠的學術使命，也是他始終如一的思想原則與理論方法。他說，休閑研究在本質上是實踐馬克思主義人文精神，是我們時代面對的重大理論與社會實踐問題之一。（[4]）

三

如今，這些歷史預言正被證實，尤以世界與科技的變化，正給未來的社會發展帶來許多未知數。科學技術一方面造福于人類；另一方面，也顛覆著人類以往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消費方式、社會交往方式等等，其中提出的問題更加復雜而深刻，相互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而糾結，“斷舍離”的取舍更加艱難而棘手。

科技創新能否拯救未來的世界？人性究竟依靠科技而得到綻放，還是回歸自然？如何回歸自然，為何回歸自然？如何面對將被“終結的工作”？如何面對“娛樂至死”的挑戰？如何應對“全球變暖”帶來的生存困境？如何實現生態政治？如何應對“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等等問題，都是新命題、新視界、新的理論挑戰。對《自然辯證法》的學習應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發展馬克思主義，出現一批高水平理論家，對中國今后的命運特別重要”。（[6]P215）改革開放初期，于光遠曾如是說。

《自然辯證法》作為一門科學理論，將如何在新時代得到繼承與發展，正如恩格斯所說：“自然辯證法也像馬克思主義其他組成部分一樣，本身是科學，科學是讓人研究的，而不是讓人供奉起來膜拜的。它來源于實踐，并隨時受著實踐的檢驗。它不是僵化的教條和空洞的說教，而是實際行動的指南。”（[1]P371）這對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執政大黨是一個新的考驗，也是新的實踐方向。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重溫《自然辯證法》的理論學說，再次回憶于光遠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所做出的貢獻，有著特殊的意義；也為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去實現民族復興增添信心和力量。

參考書目：

[1]恩格斯著，于光遠等譯編，《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于光遠著，《一個哲學學派正在中國興起》，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版

[3]馬惠娣文，“《自然辯證法研究》的歷史與未來”，未發表

[4]馬惠娣文，“于光遠休閑哲學思想述要”，《哲學分析》，2020年第6期

[5]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光遠訃文”

[6]于光遠著，《于光遠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