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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倫理：由思辨到具象

——讀《實踐哲學語境下的生態倫理研究》有感

馬惠娣

（2022年2月6日）

早在199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保護地球――可持續生存戰略》報告，其中九項原則之首就是：“人類現在和將來都有義務關心他人和其他生命。這是一項道德原則。”將生態問題上升到道德倫理的范疇，引發了有識之士深切的關注。在“百度百科”搜索“生態倫理”或“生態倫理學”有多達數千萬條的各個學科門類的研究成果，表明了這一問題受到重視的程度。

稍顯遺憾的是，絕大多數的文章囿于“知識系統”或“功利系統”的引介和綜述，尚缺少將生態道德原則轉化為行動的具體思想邏輯和建構生態修復的技術路線，也缺少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對這項“道德原則”在實踐中的判別標準。

近讀安徽大學哲學系于川博士出版于2019年的學術專著《實踐哲學語境下的生態倫理研究》一書，卻有了意外的收獲。他將實踐哲學的研究對象“具象化”，且聚焦于“農業作為人類生存行為來解讀”，建構一種新的實踐哲學觀。該書以保羅·湯普森(Paul B .Thompson ) 的農業哲學思想為基礎，試圖從人類的農業活動中概括、抽象出某些環境哲學與技術哲學層面的思想，貫穿了從具體到一般的哲學邏輯。將農業活動作為人類生存行為來研究，以此作為生態倫理邏輯框架的起點。這是這本書的亮點和此前難得一見的學術思想。

中國學者對保羅·湯普森了解似乎不是很多，說明我們對生態倫理研究的“微觀”（結構）問題關注得還不夠。事實上，湯普森是對技術倫理和農業與食物倫理研究最早的哲學家之一，并在農業技術科學倫理和農業與食物哲學的教學和研究中建樹頗多。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學農業食品與社區倫理學教席，在美國國家和國際農業生物技術委員會任職，是美國哲學和技術學會以及農業、食品和人類價值觀學會的前任主席等等，代表著有The spirit of the Soil? The agrarian Vision 。

在湯普森看來，一直以來，人類始終在追問：我們從食物系統演化中得到了什么，我們希望得到什么？然而，人類自身對食物系統的思考能力卻日趨退化。農業是人類實踐的基礎，可是人們通常認為農業僅僅是工業經濟結構中的一個部門，這樣的認知習慣將農業理解為是游離于自然界之外，而不是屬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地，農業與食物也游離出生態倫理的視野，并且張揚了人類對待自然界的一種執拗欲望，那就是增加農業生產效率。（見該書湯普森的“序”）而這種效率在滿足人類欲望的同時，人類社會不得不“接受”全球氣候變化加劇、生物多樣性消失、新冠疫情襲擊等等現實問題的挑戰，使生態倫理這一話題變得格外重要與艱巨；另外，也因為自然報復、生態治理、技術介入與人的欲求之間的關系而變得更為復雜。于川博士決心在這個基礎上有理論突破。

自工業時代以來，農業，伴隨人類農業技藝的發展在不斷地改變著農業形態和人類生存行為，人類看似以強大的作用力將農業獨立于自然系統，但其結果是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遭到全面傷害。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出版的《寂靜的春天》，讓我們看到了人類因過度使用化學藥品和肥料而導致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最終給自然帶來不堪重負的災難。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曾公告一個事實，認為畜牧業和乳酪農業對全球暖化的影響，比全世界所有交通工具排放的溫室氣體的影響還大。如：每頭牛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相當于一輛汽車行駛7萬公里的排放量。“農業的碳排總量，基本上是來自畜牧業產品，畜牧產品占了農業碳排總量的80%，這相當于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8%”。關注農業與食物成為當今生態倫理最迫切的問題。

的確，農業與食物是人類與生態關系最直接的鏈接核心，將它們嵌入實踐哲學語境中，將讓刻板而抽象的生態問題研究變得現實、具象、并與每個人的道德倫理、日常生活都發生了關聯。這也許是實踐哲學參與進來獨有的魅力與作用。當然，也彰顯了作者的獨到眼界。哲學固然需要形而上學、心靈、認知等系統的演繹，但是離開實踐哲學，生態倫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根基，哲學也有隔靴搔癢之嫌。實踐哲學的傾向可使科技哲學的研究，既來自抽象理論層面的演繹，也來自觀照和解決社會現實的理性與智慧，從一個側面表達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哲學關聯，以及科學技術與倫理實踐的聯結。”（見“緒論”）

農業與食物作為生態倫理的研究對象，需要哲學家跳脫出個人心靈和認知的習慣軌跡，而去關注社會實踐中生態倫理所傳遞的個體性、具體性、真實性、歷史性、現實性中的問題，尤其在科技作為時代霸主的“人類世”時期，需要清晰的思想邏輯和對相互作用系統（整體性問題）的正確理解。荷蘭學者米歇爾·科爾薩斯曾質疑：“食物問題被哲學忽略了太長的時間，因為哲學思考人類生活中的重大問題。食物和哲學相互關聯，如同身體與自然一樣。這對哲學家而言，這是一個嚴重的疏忽和盲點。”說到底，我們忽視了生活與人性中最基本、最熟悉，卻最視而不見的問題。

于川博士的學術思想正在照亮這個盲點（哲學的“燈下黑”）。這得益于他的學業長期駐足于科技哲學的背景，以及在科技史和哲學方面所具有的造詣。

于川博士充分吸收了湯普森在農業與食物方面的倫理思考，在細致地梳理了技術史后發現：“人類為了生存，從食物采集、狩獵那天開始就是生存性技術進步與發展的開始。直到今天我們也不能否認科學技術的終極追求是服務于人類的整體生存利益，映射了農業對于技術、環境、人類生存內涵的包容性表達。但是借由科學技術進步而產生的負面效應使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知與解決變得更為復雜。”他在書中把知識框架和思想邏輯延申到了生態之外，包括社會的、哲學的、科學技術的、文化的、政策的、習性的、風險的等諸多學科領域。從多元對話中尋求工業化進程與科學技術進步的理性歸屬之路，以及對人類與生態系統關系、生命進程及可持續發展的反思。于川博士說：哲學或許總是抽象的、普遍的，而環境倫理最終又是實踐性的。以農業、食物為視角的環境（生態）倫理與實踐的表達使我們沒有舍近求遠，反而更加認清了身邊的環境，從而更加理解了環境對于人類的重要性。（見“導言”部分）

在于川博士的實踐哲學語境中，如何定位生態系統的價值問題，尤其如何在處理不同利益群體之于生態系統中的不同價值與道德歸屬的認知問題，以及如何調整與解讀每個利益群體的生態價值倫理在技術形態中找到生態恢復技術路線，成為他的生態倫理實踐的基礎問題。

全書共含六章，主干部分在第2章—第5章，分別介紹了生態價值的“異體-同構-中心-建構；生態（中心）多樣性倫理和生命行為的固有價值；生存需求（農業行為）與生態倫理的容攝；生態倫理與現代農業生物技術。

于川博士以“異體-同構-中心”的邏輯框架為基礎，說明人類及其社會無論以什么行為方式（包括價值理念）來認知生態倫理與實踐，都無法舍棄原始的人類對于自然界的情感與認知。如果人們沒有興趣知道他們賴以生存的食物是從哪里生出、從哪里獲取，那么他們的生存也就與自然界的存在沒有任何道德及其認知層面的關聯。這個假設，看似不存在，但現實生活中，卻有很多人，尤以青年人以為我們天天食用的糧食和食物來源于機器。

對于這樣的認知存在，建構生態多樣性倫理和生命存在行為倫理便顯得尤為正義。因此，生態（物種身份）的邊界界定、倫理界定更為重要。農業是人類生存行為中的主要生態干預要素，對保持物種多樣性、土地的健康、動物的友愛，以及這些要素與技術之間關系的張力，形成了實踐哲學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當代人類欲望的需求，加大了農業行為與技術介入的尺度，而生態倫理的容攝度，實際上是考驗人的道德倫理原則，由此形成自然-社會-技術-文化相互依存的共進關系，同時促進哲學家、科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民間組織、公眾、管理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共識與結盟。這在某種程度上說具有了范式意義，它可以超越人類功利性的需求，生態管理（政策和決策）行為將由技術表達向道德表達進行轉換。

這些理論的遞進關系比較明確，于川博士最后還是提示科學家需要對高風險性的技術產品給出相對明確的社會定性；科學家需要重新審視科技創新模式與過程的復雜性；科學家也要正視人類科技范式的缺陷。進而指出，農業行為應當成為現代生態倫理理論研究的新視界；生態倫理與自然科學在未來應當融合。無論如何，在未來決定人類農業實踐行為的，不僅僅是科技與商業，更在于人類自身的道德倫理態度，以及付出的有效行為。

這本書也帶來了國內外研究現狀以及文獻資料的綜述，看到了在這個領域很多我們熟悉的先行者與先覺者。讓我回憶起1996年，當時我在《自然辯證法研究》上堅持發表余謀昌教授“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一文時，面對的阻力，但很快這一新的生態倫理范式便被學界所關注和產生共鳴。 于川博士此書的出版標志著學界生態倫理在實踐哲學具象化中的開端。

人類進化的歷史表明：農業作為人類創造的第一個文化形式，既是大自然的饋贈物，也是自然與人合作的結晶。農業，作為天然自然中的“人工自然物”，它的實踐行為的優與劣直接受控于自然界，與自然交好是人類永遠的課題，卻也考驗實踐哲學的水平。在這個意義上說，于川博士為當前生態倫理研究找到了一個新的突破口！

稍顯不足的是，對農業與食物微觀層面的問題，諸如延續農耕文明數千年的“菜園子”、“農貿集市”、民間生態信仰，以及當代食物垃圾處理新技術的意義涉獵不多；在道德原則方面：如個體的倫理準則、公眾的責任擔當、公共參與的人性表達等等還有更多的闡述空間。我個人以為，如果當初這本書突出農業與食物行為的倫理價值，也許更為引人注目。

（完稿于2022年2月9日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