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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過了，屈原就走遠了么

孫天勝

每年一到端午節，絕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粽子，只有一小部分人接著會想到屈原。而端午節一過，屈原更是一下子便走遠了，這讓我很傷心——不是為屈原，而是為我們這個民族。

我知道，關于端午的起源，學界目前尚有種種觀點，其最終的結果，可能未必一定就是為了紀念屈原。但兩千多年來，幾億中華兒女，總是把端午與屈原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竟然使得學界的研究顯得可有可無，從學者們無可奈何的眼神里，我們讀到了屈原精神的千秋魅力。這個魅力概括為一點，就是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所擔憂的憂患意識。古往今來，我們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總是以屈原的憂患意識激勵自己，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舍生忘死，才讓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能有今天這樣美好的生活。但是，我們在吃粽子的時候想到屈原了么？想到屈原時記起他的憂患意識了么？屈原僅僅是楚國的一位詩人嗎？

十年前在武漢舉行的“屈原與時代精神”高峰論壇上，專家學者認為，屈原精神的文化內涵非常豐富，當代社會最需要弘揚的是屈原心憂天下的憂患意識和勇于求索的創新精神。

的確，憂患意識是中國士人階層的一個偉大傳統。“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人與國家往往都是在憂患中才增長了生存的能力。可回首當下，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為什么越來越弱化了呢？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上大學只是去為了尋求一個相對輕松而又收入豐厚的職位，不再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了呢？不再以勇于擔當而自豪，不再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了呢？個人教書幾十年來，眼見著一代一代學子的人生追求在日益走向世俗化，日益走向功利主義，變得相當的現實和近視。許多人從入學到畢業，四年中沒有再“滋長”任何一點社會責任，成了只為自己的前途和命運而忙碌的讀書機器。自己雖然也盡其所能地給以些許的引導，不免“苦口婆心”，不免“語重心長”，可最終我發現，教育的確不是萬能的，我一個人的肺腑之言，抵抗不了社會上的一點點不正之風。當千千萬萬的學子看到謀個飯碗都成問題的時候，他怎么還有余力去“心懷天下”？

也許，我們不該責怪年輕的學子。也許，社會本身應該好好反省：我們的體制給年輕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追求提供出可供他們馳騁的空間了么？

改革開放之前，人們的價值觀念基本上是一元的。打開國門之后，外來文化的進入，使得人們的價值觀念變得多元起來。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必然趨勢。盡管這里面不免魚龍混雜，也有人熱衷于低級庸俗的人生趣味，但社會的主流風尚還是積極向上的。二十多年的發展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近些年來，人們的追求又好似變得“一元化”起來，即在輿論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大家都在向經濟利益看齊，甚至把能否賺到更多的錢作為人生唯一的追求，作為衡量自身價值和人生質量的天大目標。只關心家常里短，不再關心社會風氣；只關心自身的臟凈，不再關注環境污染；只留心自己與他人利益的邊界，不再留心國家的地緣政治；只熱衷于自己的出人頭地，不再熱心于國家的國際地位。于是，當太多的人終日為眼前一己的實利而東奔西忙，忘卻了自身靈魂所在的時候，社會便呈現出了一種英雄主義失落的悲壯局面：大家不再談國家利益，對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喪失了興趣，或者只是在口頭上關心而在現實中卻漠然置之。這樣的社會氛圍，很可能會讓熱血青年冷了心腸，很快地“成熟”“世故”起來，樂于隨波逐流，肩頭的社會責任輕輕滑落，很輕松地就放棄了對理想主義的堅守。

結果，現在社會是發展了，我們都越來越有“文化”了，可面對撲面而來的商業化、市場化、機械化、信息化，“文化”竟毫無招架之功還手之力。比如在“文化江南”，早已沒有人在做詩，詩意已不再屬于這片曾經文雅的土地。塵世的擾嚷本來就不滋生詩意，詩意只在一兩個落魄的書生心里，午夜夢回之際，偶爾來撫摸一下孤寂的靈魂，如此而已。所以，在如今這消費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物欲已經嚴重地侵蝕了我們的精神生活，許多人都在過著一種 “富而不貴”的生活，使我們本來就不太發育的精神家園在日趨縮小。

但是，人與動物的不同之一，就是人有夢，會夢想，會有對未來的殷殷期待。這個被現實主義者時刻嘲笑的東西，恰是人身上最可寶貴的品質。當代人最大的毛病不是別的，乃是失卻了瑰麗的夢境。如今人們現實得多了，理想主義成了寥落的晨星。哲學學者何懷宏說，這個時代看來也不是一個適合理想主義者的時代。但無論如何，這世界上的變化，大部分是由理想主義者帶來的，沒有他們，我們會生活在一個遠比現在要單調的世界上。他們常常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但正是由于他們，許多本來大家都覺得不可能的事情后來居然變得可能了，在這個意義上，理想主義者是可貴的，他們是世界上的鹽。理想主義者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往往是超越于利害考慮的，如果人類只知道考慮利害，那樣的社會我們不要也罷。

所以，憂患意識和理想主義一樣，它是一種激情，是一種精神上的火焰。這種激情和火焰大多燃燒在人的青春時期，我們應當學會理解和敬仰那些用生命點亮了理想之火、充滿著憂患意識的人，同時不要熄滅了自己心中理想的火焰，不要丟棄了不可丟失的憂患意識。

其實人類的生活是可以更簡單的，我們沒有必要弄得越來越復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對物欲的追求和消費上面，而全然忘記了生命中可貴的另一半——精神的愉悅和憂患的意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坐標，只要你的雙眼不被世俗的功利所遮蔽，就能清楚自身的位置到底應該在哪里。我們不是提倡苦行僧哲學，問題在于，如果一個人太看重物質享受，就必然要付出精神上的代價。春秋時的墨子認為，人的肉體需要是很有限的，無非是溫飽，超于此的便是奢侈，而人要奢侈起來是沒有盡頭的。所以古來圣賢都提倡一種簡樸的生活方式，目的就是為了不當物欲的奴隸，保持精神上的自由，保持對世界的欣賞，保持那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

設想一下，如果因為生存的壓力和物質利益的誘惑，大家都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世界的耀眼繁華，不再關注自己的心靈，不再去擔當社會前進的責任，其結果必然是靈魂的萎縮和空虛。只剩下了一個在世界上跑來跑去的軀體。對于一個有別于動物的生命，還有什么比這更可悲的呢？馮友蘭先生提出人生有四重境界，難道我們一輩子只在功利境界中摸爬滾打嗎？

每到端午節，屈原便“正式地”向我們走來一次，然后便漸行漸遠。我想，這不是屈原先生的心愿，他倒是愿意和我們相伴到永遠。只是，在我們的心里，對屈原先生虛席以待了么？

孫天勝：江蘇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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