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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對不起！

曹學芬/文

（編發按：本文作者是我的老姨（我媽同父異母的妹妹），寫于十一年前。老姨的母親是我媽媽的“新媽”，我姥爺明媒正娶的第二任夫人，是我非血緣意義上的新姥，但她始終是我唯一的姥姥。“文革”期間，姥姥作為“群專對象”被下派到“幼兒園”，我當時陪伴在她的身旁，大概長達一年的時間。這段時間我的記憶是，姥姥用堿面給我洗頭，用稀釋的敵敵畏幫我去除頭上的虱子，給我買芝麻燒餅，講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故事……而在文革發生前，姥姥留給我的記憶更為深刻——姥姥每天上班前都會化淡妝：嫻熟地將發辮編好盤在頭上，再罩上細孔的網；之后在臉上用粉撲撲上粉，淡淡的，然后用濕毛巾擦拭眉毛和嘴唇，讓眉毛和嘴唇的輪廓更精致。冬天常穿西式的毛呢外套；夏天則是大襟上衣，腋下掛上一小扎白玉蘭花，散發出淡雅的香氣。每天如是，自然而從容。1979年我接姥姥來北京，大概住了三個月，她瀏覽了北京的各大名勝古跡。一次隨中國科學院機關幼兒園出游碧云寺，往返的路上講解了北京城的歷史；在“五百羅漢堂”姥姥講濟公和每一個羅漢的故事，震驚了一同去的幼兒園老師們。她們說，我姥姥猶如一部百科全書。1981年春我到西安外國語學院培訓英語，不久接到訃訊，姥姥因胸部橫膜肌腫瘤而去世，享年只有68歲。聞訊我嚎啕大哭，沒能最后見姥姥一面。后來，老姨告訴我，當姥姥得知此病的兇險后，毅然決然放棄治療，不愿拖累家人且耗費錢財。并一再叮囑家人，壽衣穿舊衣物，舊鞋子底部粘貼上白顏色的布，燒掉不可惜。我的姥姥何止一部“百科全書”，她與其他偉大的女性一樣，如同春風化雨，滋潤了我、我的家人、她身旁的人。留下了一部一個女性個體的微觀時代史。——馬惠娣再編于2022年11月29日，以此表達對我姥姥的緬懷之情。）

（姥姥和老姨：左圖拍攝于六十年代，右圖拍攝于五十年代）

?光陰荏苒，一轉眼，我母親已去世30多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以及與她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我的母親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她的一生都在為我付出，可我卻做了一件對不起她的事，幾十年來一直折磨著我的良心。每當想起，我心里就充滿了無限的悔恨和痛楚。

母親幼年失學，卻酷愛讀書

　　母親于上世紀初期出生在遼寧省蓋縣（現蓋州市）一個窮苦人家。外祖父目不識丁，飽受文盲之苦，決心無論如何也要讓自己的子女讀書識字，所以母親有幸進入了當時的洋學堂。可是母親只讀了4年書，外祖父就無奈地中斷了她的學業。因為母親有5個弟弟，當時家中有4個孩子上學，讓這個本來就窮困的家庭無法招架。

　　母親聰明好學，是班上的尖子生。突然失學，讓她覺得如同天塌一樣，痛哭了好幾天。從此，才十二三歲的母親充當了家里的第二個“主婦”，幫著母親洗衣、做飯、看兩個弟弟、干雜活。除此之外，她還擔當了家庭教師的角色，邊看小弟、四弟，邊輔導上學的大弟、二弟、三弟，教他們認字、讀字、寫字。母親在校讀過的書像寶貝一樣被她珍藏著，反反復復地讀給弟弟們聽，來來回回地寫給弟弟們看。弟弟們很快就學會了，母親也記得更扎實。外公笑稱她是一名稱職的好老師。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母親17歲了，已出落成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上門提親的很多，父母選來選去，選中了一位在營口開商鋪（做參茸、藥材生意）的老板——我的父親，讓母親給他做二房。父親大母親二十多歲，并在關內老家有妻子和一雙兒女，母親一百個不愿意。可是她經不起父母的苦苦勸說，又目睹自己家境的貧寒，債臺高筑，生活無以為繼，最后只有認命了。

（左圖：姥姥年輕時；右圖：姥姥的晚年）

臨嫁時，母親只提允許她看書這一個要求……

　　臨嫁時，母親只提一個要求，婚后要允許她看書。父親滿口答應，還沒等到母親進門，就買了一大馬車方方面面的書。母親見了這些書，就如同一個母親見到了失散的孩子，高興得竟忘掉了痛苦，一頭扎進書堆，如饑似渴地讀起來。她讀書時，總是一手拿著書，一手拿著筆，身邊還放著字典和筆記本，不認識的字就用筆畫上，然后再查字典，把生字寫在本上。久而久之，母親的文化水平提高了，竟然連文言文都能看懂。

　　1939年我出生了。我的家是一個封建專制家庭，父親當家。他非常嚴厲，稱得上霸道，說一不二，又重男輕女。我的出生可以說是多余的，在我前面已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其中小哥是我母親所生）。據母親說，我生來就知道好歹，似乎明白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不哭不鬧，有人逗逗就“咯咯”笑，著實可愛。母親特別喜歡我，父親對我卻不屑一顧。

　　有一次，母親把我抱到父親跟前，讓他看看。可他不但沒看我一眼，反而怒氣沖沖地把母親給訓斥了：“好，你就自己看，我哪有時間看？一個丫頭片子！”母親當時就淚如雨下，并為此難過了好一陣子。

　　母親愛我，小心翼翼、無微不至地呵護我，不讓我受更多委屈。在母親的保護下，我成長得還算順利。

母親逃難時，沒忘記帶上書

　　“九·一八”事變，日本人侵占了東北三省，沒收了父親的商鋪。于是父親帶著全家回了關內老家，與奶奶、大媽、大哥、大姐同住。母親年輕貌美，識文斷字，再加上純樸善良，性情溫和，周圍的鄉親們對她很敬重。誰家里來信、寫信全都求助于母親。母親的知書達理對他們的影響特別大，尤其是對婦女影響更大，不久十里八村就掀起了讓女孩上學的熱潮。在母親去之前，這里還沒有一個女孩上學，所以老家的女孩都很感激母親。

　　1945年，我父親被惡人陷害，在日本人的憲兵隊蹲了18天監獄，幾乎傾家蕩產。父親出獄后，為了躲避惡人，在當年底帶我們全家來到東北，落腳于吉林省德惠縣。這時我已5歲，有了記憶。我記得母親在逃難時，也沒忘記帶上書，父親為此大怒，竟把她的書燒了大半。盡管如此，母親還是把剩余的字典和幾本喜歡的書避著父親藏到行李中。

　　搬到德惠縣后，父親越來越反感母親看書，我曾多次親眼目睹母親正在全神貫注看書時，父親一把奪過她手中的書，投到爐子里焚燒了。母親從不反抗，也不辯解，不聲不響，只是淚流滿面。

　　可是，母親并沒改變看書的習慣。她把剩余的幾本書藏起來，趁父親不在家時偷看，看書由公開轉入地下。她沒有新書看，到關里老家后父親再沒給她買過書，父親又一向對她進行經濟封鎖，她身上分文沒有，所以她就翻來覆去地看那幾本書，把書都翻毛邊了。用父親的話說：“你媽見了書，就像蚊子見血一樣。”父親的話很挖苦，但也很形象。

　　由于母親看了很多書，會講很多故事，常給我們這些孩子講《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聊齋志異》等小說，大家都特別愛聽。可能是受了她的影響，我和小哥都喜歡文學。在“反右”之前，小哥還寫了很多文學作品，發表在報刊、雜志上，他當時是我們省比較有名的青年作者。

　　1946年，我上學了。剛上一年級時，上午上課，下午就放學了。父親不在家，母親又拿出書來看，并叫我在外面玩時給她望風。有一天我正玩著，突然看到父親已走進院子。于是，我沒命似的往家跑，一進屋門就喊：“快，快！我爹回來了！”母親嚇得一時不知把書藏到哪里，我急中生智，一把搶過書，塞到我書包里。一場虛驚就這樣過去了。

　　第二天上課，老師布置作業，看我低頭找書，她來到我身邊，發現我書包里有本大書，就從中抽出來。她驚異地望著我，問：“你怎么有《紅樓夢》？”我說：“是媽媽的書。”她又問：“你媽媽識字？”我點點頭。那個年代識字的人很少，婦女識字的就更少，所以我們老師看我有一個能識字、還能看《紅樓夢》的媽媽，感到很驚奇。

　　沒過幾天，學校開家長會，母親去了。會后老師有意留下母親，同母親交談起來，像老朋友一樣。原來，我的老師是個獨居的大姑娘，比母親小不了幾歲，她家離我家不遠，此后她們便開始走動，互相拜訪。老師的小屋讓母親十分震驚，除了簡單的生活用具，其余全是書，像個小圖書館。于是母親向她借書看，高興得不得了。

　　母親開始了新一輪的讀書高潮。幼小的我卻為她提心吊膽，生怕被父親看見，給媽媽通風報信這根弦繃得更緊了。可是，盡管我和媽媽都十分小心，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一本從老師那里借來的書被父親發現。當然，這本書也沒有逃脫父親的爐子。

　　看到老師的書化為灰燼，我們娘兒倆都上火了。這次我也哭了，怎么向老師交代啊？媽媽從來就沒錢，可怎么賠人家？為了這本書，媽媽病了；我上課也沒精神，目光總是躲著老師。老師大概也感覺到了。一天，老師問我：“你母親怎么總沒來我家？”“媽媽生病了。”我低著頭說。

　　于是，老師來我家探望。母親只好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老師聽后非常同情母親，并安慰母親說：“書燒了就燒了吧！那本書我已看過了，再說以后我還可以買，你千萬不要上火，看書盡管到我那里拿。”我母親特別感動，眼里充滿了淚水。可是她不好意思再去老師家借書了，于是我的這位好心的老師就經常不斷地把書帶到學校，讓我轉交給母親。在那段時間里，母親看了很多外國名著，視野更開闊了，文學水平也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母親憑讀書獲得本領，挑起了養家糊口的重擔

　　1947年秋，我家大媽隨大哥、大嫂去了哈爾濱，大姐嫁到長春，家里就剩下父親、母親、小哥和我四口人。父親決定，我們四口人也移居長春。可是到長春以后，形勢越來越不好。那時長春被國民黨軍隊占領，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父親沒事可做，家里沒有生活來源，全靠姐姐些許接濟和賣首飾、衣物度日。

　　到了1948年春，一個金戒指都換不了兩個苞米面窩頭了，長春城里開始餓死人。形勢越來越嚴重了，每天都有很多人餓死。我們家的鍋眼看就揭不開了，每天只能吃一點糠饃或豆餅、豆腐渣、野菜等充饑。

　　當時父親有個朋友在慈善會工作，父親求他幫助找個事干。他說孤兒院要用一個代課老師，但必須到市民政局應試。父親打怵了，他覺得自己年歲大，過去讀的是私塾，又多年不看書，代課老師的差事恐怕勝任不了。當不成代課老師，全家就要餓死，這可愁壞了父親。這事被母親知道后，她立刻挺身而出，對父親說：“我去試試！”

　　于是，母親以她自學的知識，在前去應聘的二三十人中脫穎而出，順利當上了代課老師，并把我也帶到孤兒院與孤兒們一起學習，還給哥哥在民政局找了個勤務員的工作。母親的好學，解決了我們家的生死問題。在那個歷史罕見的時代，我們能活下來，多虧了母親。

　　1948年深秋，長春解放了，可父親說什么也不讓母親再工作。父親滿腦子封建意識，認為不到萬不得已，婦女不應拋頭露面。他堅決阻攔，母親拗不過他，只好依了他。

　　那時工作機會很多，可是父親沒有找事做。自我懂事起，就沒見父親出去工作過。一是歲數大了，二是他總覺得他過去是做大買賣的是大老板，現在做小生意或給人打工太掉價，死活不干。最后，他只得把關里老家的房子賣了。可全家坐吃山空，那點賣房錢也沒支撐多久。到了1953年下半年，日子已經過不下去了。這次母親非常堅決，一定要走出家門。她又一次憑著自己自學的文化知識步入了社會，到刺繡廠工作，肩負起養家糊口的重任。

“文革”中，母親因好讀書而避免了皮肉之苦

　　1966年夏季，“文革”之風吹遍全國。1967年初，“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也開始了。刺繡廠女工多、小青年多，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可以說，“隊伍”相當純潔，有“問題”的人幾乎沒有。但在那個特殊年代，在矬子里也要拔大個，也要找出“清隊對象”。于是，單位里的幾個小青年在軍宣隊的領導下，成立了群專小組，在年老的女職工中撒下了網。

　　年老的女職工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但她們都是家庭婦女，以前沒有工作過，只有我母親在孤兒院工作過幾個月，于是母親首當其沖地進了學習班。還有幾個年老的女職工，因丈夫有點“歷史”問題，或者家里有點錢，也進了學習班。進學習班的還有當時的廠長（走資派）。

　　群專小組對學習班里的人每天批斗，讓他們學習《毛澤東選集》、背誦《毛主席語錄》。那幾個年老的女職工最怕背語錄，一是歲數大了，二是文化水平不高，三是害怕群專小青年，所以她們背起來特別困難。好不容易背會一段，群專小青年一來，她們就嚇得一句也背不出來了，群專小青年很生氣，就打她們……

　　我母親恰恰相反，學毛選、背語錄她都特別感興趣。只要是書，她都認真看、認真讀。母親積極、認真地學毛選、背語錄，能把一本語錄倒背如流，并把那一年的“元旦社論”從頭背到尾。群專小組沒有難倒她，她倒把群專小組鎮住了，他們覺得“這老太太真神了”。由于母親的好學，在“清隊”中避免了皮肉之苦。

母親因讀書忘做家務，被我呵斥一頓

　　1969年末，我愛人去農村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家里扔下我和兩個孩子，還有兩個臥床不起的老太太———我的婆婆和姥姥婆（丈夫的姥姥）。當時我的小兒子還在哺乳，大兒子還不到8歲，我還得上班“抓革命促生產”……面對眼前的困境，我真的傻眼了。然而，我的母親就像及時雨一樣，決定提前退休，來我家幫我（父親已于1963年去世）。

　　那年她59歲，身體還很好，從此便與我們生活在一起了。母親幫我看孩子、做飯、做針線，還要伺候我的兩個久病臥床的老人。母親從早忙到晚，任勞任怨，從不叫苦叫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母親仍忙里偷閑，趁孩子睡覺也要看會兒書。

　　后來，我愛人從鄉下抽回來，婆婆和姥姥婆相繼去世，孩子們也長大了，母親也六十多歲了，但她讀書的欲望一點沒減弱，每天干家務、看書兩不誤。

由于母親喜歡讀書，又善于講故事，她不僅影響了我和小哥，后來又影響了我姐姐的女兒（外甥女住在我家）和我的大兒子……除我之外，他們都走上了文學道路。這是母親潛移默化影響的結果，她是我們兩代人的啟蒙老師。可我卻大逆不道，竟做了一件對不起她的事，讓她傷心。

（姥姥與大弟下象棋，中間是我。拍攝于1968年）

　　那是1979年的寒假，孩子們都放假了，我和愛人還在工作。有一天上午，我回家取東西，一開門看見屋里一片狼藉：大兒子靠著被垛半倚在床上看書，床單一部分出溜到地上；小兒子在嗑瓜子兒，地上、桌子上、床上全是瓜子兒皮；母親躺在床上看書，一副全然不顧的神態。

　　我看著這又臟又亂的樣子，心里頓時十分煩躁，火冒三丈。可我沒對孩子們發火，卻皺著眉頭，操著酸溜溜的腔調，對著母親發了火：“媽，你怎么總看書？你也不是作家，需要總看書嗎？”

　　母親二話沒說，立馬下地拿起笤帚就掃床、掃地、擦桌子、鋪床單，默默地清理著。

　　而我還在喋喋不休地嘮叨：“你看看咱們的左鄰右舍，誰家像咱們家這么臟亂！隔壁老李家也有兩個孩子，可人家收拾得一塵不染；樓下老馬家十來口人，也沒像咱們家這么亂，難怪我爹當初燒你的書……”

　　這時，我看到母親眼里噙滿了淚水。她的神態很凄慘、很無奈、很無助，當年父親燒她書時的樣子又呈現在我面前。我的心頓時產生了不安和惶恐，竟“怦怦”地跳了起來。我怕母親流淚，便立刻轉身走了。后來我下班回家，再也沒碰見母親看書。我明白她看書又轉入地下了。

　　一年以后，母親突然得了肺癌，臥床4個月就撒手人寰了。母親走后，我常常反思，一想起這件事，就后悔得不得了，如同萬箭穿心。母親為我付出那么多，而我對她卻那么苛求，我怎么不知不覺也成了我父親？

　　為了看書，母親受了多少氣、遭了多少罪啊？好像一個罪人。我常想，假如父親是個學者，或者是個懂情理的人，能給她幫助、支持、鼓勵，我也不拖累她，不讓她給我干那么多活，讓她有自己的空間、時間，想看書就看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她很可能會有一番作為，也會活著更充實、更愉悅。然而，她的天資、她的愛好，卻被我們父女的霸道給淹沒了、剝奪了。我鄙視自己！我是個不孝的女兒，只為自己著想，不想母親的感受，實在是太自私了！而且直到母親辭世前，我都沒向她道歉，太對不起她。愿九泉之下的母親能原諒我，也希望我能盡早地回到母親身邊伺候她，來彌補以往對她的不孝。

（此文曾發表在2013年4月21日《新文化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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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姨在許多方面繼承了姥姥的品質。曾經的魯迅美術學院的學生，在文革中不得不下放到工廠，從事包裝設計。退休后“重操舊業”，拾起畫筆再出發，其水彩畫畫作頻獲獎項。也是“天妒良才”，十多年前執筆作畫的右手罹患“神經性顫抖”而致殘，不得不改為左手作畫，后來多幅獲獎作品是用左手完成的。老姨因此獲得了大家與同行的欽佩和贊譽。如今，老姨已八十四歲，每天依然堅持作畫。——左圖：我與老姨拍攝于六十年代末長春南湖；中圖：我姨近年照；右圖：老姨的獲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