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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琦教授新版《明成祖史論》值得一讀

馬惠娣

（2023年9月9日）

毛佩琦教授新版《明成祖史論》一書2023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近日讀完，收獲頗多、感慨頗多，對于非史學專業的我，竟在自己的內心世界引起了漣漪。

毛老師四十多年前師從于明史研究大家曾憲楷和韓大成教授，自此開始研究明成祖朱棣皇帝。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毛老師發表的一篇題為“永樂皇帝斷論”的文章引起海內外明史研究專家的垂青，臺灣史學專家李紀祥教授力推出版。1994年，《明成祖史論》一書由臺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錄了臺灣學者李焯然的“思想篇”與“宗教篇”。

歷經三十余年之沉淀與累積，毛老師在再版之書中又給讀者呈現了朱棣的哪些新鮮史料，又有怎樣新的解讀、解構與重構？朱棣作為明代第三任皇帝如何影響了明朝的發展？在中國大歷史中朱棣的成就是什么？如何辨析明成祖的復雜與非議？還留有什么未解的謎團和疑問？等等問題“吊讀者胃口”。

史學（內史）研究主要依靠史實、史料、史觀，而大手筆的歷史研究必須瓜瓞至政治、經濟、文化、民情、民意，以及安內攘外諸種關系等因素之中。

《明成祖史論》一書，以“靖難篇”、“施政篇”、“邊政篇”和“遠略篇”四個維度，共十七章，闡釋了明成祖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決策；考察其在內政、民族政策、對外交往等方面的施政理念、方針、策略及具體作為；考辨史書記載，探察歷史中的層層謎團；揭示了這位帝王復雜的歷史面向。可謂內史、外史、雜史、野史兼考，明史前與后廣覽，功與過共辨，對明成祖朱棣，這位在中國歷史上有杰出貢獻的皇帝角色做出客觀、獨立和理性的判斷和評價。

毛老師用大量史料告訴我們，明成祖朱棣是明朝最有作為的帝王之一,被后人稱作“永樂大帝”。《永樂大典》便誕生于他主政期間，此項皇家工程被后人仿效；他撰著了《圣學心法》四卷本，昭示了儒家學說對明朝政權的影響；他差遣陳誠數訪西域，史稱“西域之使歲歲不絕”，展現了朱棣“允協萬邦之和，四海一家共享太平之福”的博大胸懷。鄭和七下西洋“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這些功績也為后世所耳熟能詳。

然而，這一切彪炳史冊的功績背后，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謎團、齷齪與失實？比如，《永樂大典》究竟是源自文典、文脈相承的初衷，還是出于“斷其讀書的種子”的陰謀？

纂修《永樂大典》《明太祖實錄》，皇帝欽點“寫作班子成員”，其傳（chuan）、其傳（zhuan）在多大程度上能脫離皇帝的旨意和意志？

《圣學心法》四卷本，果真是朱棣日理萬機中筆耕不輟，還是被人捉刀代筆？朱棣聲稱“養士擇賢，聽諫納言”，又是如何使著名文士方孝孺遭到一場殺戮十族的慘禍？

永樂年間，朱棣思念百姓耕植之不易，布施策令，減輕大眾之勞苦。那么在《儒林外傳》中怎么有一段記述“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的民間傳言？

若說永樂帝“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一示天子已不欺”究竟是拓展了疆土，還是遺患了后人？“棄守大寧，移都燕京”遺患無窮的決策，是否帶來更大的潛在危險？

鄭和七下西洋是朱棣雄心大略的組成部分，是中國航海艦船史上的“大事件”， 究竟是一出被虛驕皇帝所用時的悲劇,還是資本主義萌芽中技術的輝煌？如是，為什么四百年后的“甲午海戰”中國艦隊卻全軍覆沒？

書中還對封建帝王“勤于政務”如何在民生、民情、民意中得到真實的反映；最高統治者的缺點與私德如何告訴后世那些掌權之人，歷史又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們的暴虐？既是質疑，也是史學家的新課題。

毛老師旁征博引，縱橫捭闔。難得的是獨立、客觀、理性，不照本宣科，不忽視雜史，不掩蓋事實。對上述問題做出大膽假設和縝密求證。而對明朝中葉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以及發展緩慢的原因，沒有更多的筆墨，不知是有意回避，還是論據不足。

這冊三十余萬字的書，讓我這個對歷史不感興趣的人讀著很上癮，除了毛老師的歷史觀外，更多地看到了史料中歷史邏輯的推演說服力，以及折射出的人文精神。所以，引出我一圈又一圈的思想漣漪。順勢做了許多假想——

我以為：歷史，特別是正史，大多由帝王豢養之士捉刀代筆，殉道于皇帝與王權的意志。后人考證、用料亦不得不踩著前人的腳印，甚至越“權威”，其失真的可能性越大，只能各自見仁見智！所以，國外學者，目前把越來越多的考古學、人類學的考證結果引入到史學研究中來。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說：“從本質上來講，中國是沒有歷史的。它不斷重復著王朝的覆滅更迭，其過程中整個國家沒有任何進步。”對此之論引起中國學者的不悅。但我個人理解，黑格爾在某種程度上，指出了我們在歷史研究中的慣性與慣態，也說明了中國人史學研究在方法上的某種缺陷。從邏輯上說，黑格爾的思想方法，甚至影響了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從這個意義上說，黑格爾說的其合理性，我們做出檢點是必要的。

胡適先生在與詹姆士討論實在論哲學時，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適的原話：“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里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她涂抹起來，裝扮起來。實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里，由我們雕成什么像。”（《胡適作品集》第四集，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據說是梁漱溟早年間在批判胡適時，濃縮了這句話。后被人們廣泛應用。“這句話的歷史”本身就說明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存在的。我很早就聽說了這句話，并且認為有道理，因而日后對歷史和歷史學不感興趣。

當今著名的史學家許倬云先生在談及史學研究的意義時指出：“今天我們正在轉移點上，蛻變已經開始，有兩種蛻變法。蛇的蛻變是把舊的殼丟掉，變得更大更新，軀殼丟掉，蛇還是蛇，這是一種蛻變……毛毛蟲變蝴蝶，但蝴蝶怎么出現，蝴蝶應當具有什么東西，我們大多數學術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這段話點出了史學的核心問題——那就是要推動歷史的進步，在這個過程中，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值得警惕的是：著（注）史者的主觀性影響歷史的走向，也容易誤導后來人。所以，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既要自信，也避免自滿；既不可虛無，也不能夸大與獨尊。對于史學界來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尤其不能偏廢。

歷史是一面鏡子“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是千年訓誡，功能卻有限。對于那些無知愚昧、廉恥皆無、剛愎自負和井底之蛙者什么都照不出來，只能照妖。歷史上不乏這樣的皇帝與官宦，同樣也有小人物。

按我的閱讀習慣，喜歡先查閱作者引用的史料、史實和文獻索引部分，大致能知道作者站立的階位。恕我直言，史料之于史學研究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后人僅靠史料、資料如何還原一個真實歷史的現場與在場？何況絕大多數典籍與文獻均為御用文人所供。這是一個不懂歷史學的人常有的疑問。

每個人都是歷史中的人物，既品鑒歷史，見證歷史，也創造歷史。當然，也不能盲目地、不加考證地信任某段歷史。正因為如此，建議有閱讀能力的人，特別是對歷史感興趣的人，可以好好地讀這本書。

（書中詳細文史見附錄“讀書筆記”）

附《明成祖史論》讀書筆記：

《明成祖史論》書中重點介紹了《圣學心法》，既是其父明朝開國元首明太祖朱元璋家教的果實，也是明成祖治國理政和雄心大志的思想核心，宣稱：“敬天法祖，修身勤政，保民如赤子，制禮作樂，明刑弼教，養士擇賢，聽諫納言”。但毛老師考證后指出：“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們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樣將截然不同的說與做集于一身,如何使這種雙重人格在他身上共生共處。”（P67）書中詳細介紹了許多例子。

《圣學心法》更是宣稱要敬天法祖,明確表示，守成之君不得擅改祖制。可是“朱棣起兵靖難,奪取皇位,本身就是對祖宗秩序的破壞。”（57頁）“朱棣的言論,既是說給子孫聽的,更是說給天下臣民聽的。他希望子孫之承業者可以長治久安,也希望借此把自己描繪成賢君圣主。”（55頁）“既為滿足自己權力的欲望，也為坐穩皇帝的寶座。”（112頁）而“納諫親賢”也是信條之一，然，“他有時隨心所欲，干脆背離信條”。（55頁）“胡適嘗說：‘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樣，不僅流氓手段，也是個殘忍嗜殺的暴君。”明著名文士方孝孺質疑朱棣之王位，便遭到一場殺十族的慘禍。”（108-110頁）

永樂三次纂修《明太祖實錄》, 是朱棣又一文化功業，起洪武三十一年(1398)閏五月，迄永樂二十二年(1424)八月。其中前九卷《奉先靖難事跡》……命張輔、蹇義、夏原吉等為監修官，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楊溥等為總裁官，負責纂修，至宣德五年(1430)五月書成。（張輔為人雄毅而有威嚴，治軍整肅，戰功卓著，其征交趾之功被時人譽為“復我中華數百年之故地”的大功）。可以看到專制者對歷史的肆意強暴,看到他們任憑自己的喜怒信口雌黃,看到成王敗寇的歷史邏輯,同時也看到專制權力對史官的迫害,看到史官在權力的淫威下, 被迫篡改和扭曲歷史的痛苦。明人感嘆說:“讀累朝實錄,可據者十六七。” （80頁） “朱棣下令將有關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毀,對于自己不利的記載,片紙不留。加上當時追殺建文忠臣的黨禁嚴追,使得人人自危,“凡系諸臣手跡。 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訐搜捕踵之,故其事十無一存。甚至民間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這給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極大困難, 治史者只能空嘆“焦園蠶室,盡付劫灰,頭白汗青,杳如昔夢。”（80-81頁）

朱棣《永樂大典》之編纂同為中國明代一大文化盛事。然而,朱棣下令編纂《永樂大典》,其目的另有深意。“消磨人心,讓大批讀書人有所安置,當也是朱棣下令編纂《永樂大典》的目的之一,古人所見不差。”毛老師引用了多段清孫承澤《春明夢余錄》而佐證之。（84-85頁）

近人梁啟超先生說:到明中葉,《性理大全》一派變為迂腐凋敝,把人心弄得暮氣沉沉的,大多數士大夫盡管讀宋代五子的著作, 然不過以為獵取聲名利祿的工具,其實心口是不一致的”。“迨今二百余年以來，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稟于是。”二百年間，思想一統，與蓬勃發展的社會進程正相反動。（88頁）

之于永樂年間的民生問題，對朱棣的業績褒貶不一。雖然朱棣頒政，農桑為衣食之本，國家稅賦的主要來源，因之布施策令，諸如：（1）移民墾荒屯田,耕種乏牛者,官市給之;乏農具者,寶源 局鑄造給之。 (2)減少工作,與民休息，停止一切不急之務。（3）減免稅賦，恤民之艱。（4）發鈔發粟，賑濟災民等等。（128-130頁）

毛老師的文獻多出自《明太宗實錄》，沒有民間雜史、地方鑒志佐證。但后面有文字記錄到：“朱棣的復舊，有時到了偏頗的程度。據說,朱棣對要求降低江浙地區官田重賦的官員十分痛恨,蘇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檻車押至京城而死。永樂中,農民實際交納的賦稅 要遠遠超過定額。”（P66）“不僅民生方面,政治、經濟、軍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官僚隊伍中“貪風永樂之末已作”,“請托賄, 公行無忌”。官員任用“漸循資格”,辦事“循習”成弊,經濟上鈔法敗壞,“物價騰踴”,軍隊中“自永樂以后,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造成“軍職日濫”，“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廢弛”。總之,朱棣執意要建立大功,名垂后世,但舉國上下已經千瘡百孔。對于永樂時期的統治,毛老師的先師曾憲楷先生曾提醒《儒林外史》中幾處說明了永樂時期的情況。該書中鄒吉甫（《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說:“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143頁）這段話也算對“正史”的補充，是重要的補充。

朱棣對于“邊政”面也從未敢怠慢。在明人記載朱棣親征的文獻中，對其功業稱頌不已，極盡贊美之詞，將其概括為“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一示天子已不欺，二以為紀功行賞之憑據，三借以考察敵我力量之消長。（218-219頁）但是，真乃千古遺恨。朱棣麾數十萬大軍,竭全天下之人力,頻年出師,“竟不能貽數十年之安”。朱棣的幾次親征,都沒有實現消除邊患、一勞永逸的目的,他死后僅幾年,蒙古諸部就再次對北部邊防構成威脅。（231頁）而他的“棄守大寧，遺患無窮的決策”，招致局面潛伏更大的危險。朱棣的措置失當的惡果最終顯現出來,對明朝政權的穩固產生了不良影響。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滅亡的責任,都不免要歸罪于朱棣。（247頁）

鄭和七下西洋是朱棣雄心大略的組成部分，是中國近代史中的“大事件”，近年來,許多人不僅盛贊它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上評價也越來越高。毛老師認為，這和歷史本身已經有了一定的距離。史學的目的是還原鄭和下西洋的本來目的及其在當時國內外造成的影響。（299頁）當然，后世的考證不盡相同，有說“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有說“尋找合法皇帝朱允炆的下落”；有說“下西洋取寶”：有說“一體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天下為公”，不一而足。（315-318頁），不過，朱棣畢竟只是一個不世出的中國皇帝。

毛老師贊同馮爾康教授的評論：“鄭和下西洋是封建主義皇權至上的產物,而不是明初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的結果；鄭和下西洋所進行的對外貿易，是以封建主義官手工業生產為基礎的封建國家的壟斷商業；鄭和下西洋助長了中國封建統治者的虛驕心理。”毛老師同時指出：“鄭和下西洋表現了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偉大的創造力,也表現出了中國人民的勇敢和大無畏精神。 但鄭和下西洋又同時是一出悲劇,這些偉大的航海家只是在被一個虛驕的皇帝所用時,才偶爾閃現出了光輝。鄭和下西洋活動停止了, 那雄偉的海船,那精湛的航海技術,那叱咤海上的英雄也就無影無蹤了。”（321頁）是啊，如此強大的中國航海與船艦實力，在四百年后的“甲午海戰”中卻不僅黯然失色，且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