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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是休閑學，而不是閑暇學？¹

——《新周刊》：香格里拉?專題

記者導語：休閑已然是這個時代的重要特征之一。1999年，《時代》周刊就預言，到2015年西方發達國家將全面進入“休閑時代”，也就是于光遠先生所提出的“普遍有閑的社會”。但關于休閑、休閑學乃至休閑產業的一些基本問題，仍然爭論不休，需要梳理和厘清。本刊因此專訪了中國藝術研究院休閑研究中心主任馬惠娣。馬惠娣是于光遠創立的休閑文化研究小組最初的成員之一，多年來一直潛心于休閑學領域的理論開拓。

關于“休閑”：為什么是“休閑”，而不是“閑暇”或者“消閑”？

《香格里拉》：亞里士多德為什么說“休閑才是一切事物環繞的中心”？

馬惠娣：在古希臘思想家的眼中，休閑是人的一種精神態度，是一種沉思的能力，是人的靈魂的場所，是人獲得自由、快樂、體驗、審美、創造的源泉，是人學會止欲、產生美德的條件，是生活的“目的因”。休閑表達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并能設法遏制人性中丑陋的一面。當休閑成為一切事物環繞中心的時候，人類的一切美德才能釋放出來。不僅如此，休閑還是產生科學、哲學、藝術、宗教的必要條件。英文的句子是這樣表述：that leisure is the center -point about which everything revolves，即：休閑是一切事物環繞的中心。

《香格里拉》：休閑，即英文中的Leisure，其詞源您認為來自古希臘語的Skole（教育）。怎么講？

馬惠娣：Leisure 和 skole的詞源關系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的英譯本中是這樣講的“for leisure in Greek is skole,and in Latin’s scalo,the English “school”.The word used to designate the place where we educate and teach is derived from a word which means “leisure”. School does not, properly speaking, mean school, but leisure. 事實上，詞源關系揭示了這樣一個思想：教育和教養是學校的責任，而在“這個地方”完成這個責任，依靠的是休閑。在這個意義上說“學校的基礎是休閑”。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必須了解希臘文化、希臘教育體系、希臘教育的實現方式，才能正確地理解亞里士多德這段話的意思。

在古希臘教育體系中：4-6歲的幼兒多玩耍，可以聆聽童話、兒歌、神話、學音樂等。6—13歲青少年學會閱讀、書寫、計算、唱歌、音樂、體操、騎馬、射箭等，還要通過音樂、游戲、儀表、宗教和跳舞等活動控制他們的粗野和任性。這一階段的教育目的是培養情感和道德。16歲畢業后，大多數人進入社會做勞動者。在17—20歲期間要接受較高一級的教育，培養他們的意志和勇敢，對于這個年齡段的人來說，“算術、幾何、天文、音樂”是必修課，20歲至30歲的人需要哲學。所有教育內容，都應體現在個人完善的品格上，這個完善的品格集勇敢、快樂、智慧、道德“四德合一”。達到這樣的目標，音樂與體育顯得格外重要。而體育并不是單純的體能訓練，音樂也不是樂技的練習。真正的作用在于陶冶身心、健全人格，達到能言善舉、能解音律、舉止嫻雅的境界。顯然，是培養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而這樣的人，沒有休閑怎么行！從中不難理解古希臘教育與休閑的關系了。

這個理念在后來的歐美教育體系中被傳承。美國休閑教育家查理斯?波瑞特比爾說：“教育是以人的休閑生活為中心”（Educating For Leisure –centered Living）。瑞典天主教哲學家皮普爾說，休閑是文化的基礎（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

《香格里拉》：Leisure翻成中文的“休閑”一詞聽說是您的創造，現在逐漸成為通用的說法。為何翻成“休閑”而不是“閑暇”或“消閑”？

馬惠娣：“休閑”與“閑暇”的內涵與詞義有著本質的差別。“休”和“閑”二字所表達的意境與古希臘休閑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休”：“人倚木而休”，有“吉慶、美善、福祿”之意。“閑”：多指道德、法度，也有思想的澄明與平和之意。休閑的內涵是人的精神家園。

閑暇，意指一段空閑時間，與“暇”相組后，閑，是指空閑時間，而不具有其他意思。漢字具有“審形辨意，類推心明”的審美意義，歐陽中石指出：“漢字與事物的形象和事物的本身關系極其密切，可以從表象一直深入到內里。漢字了不起，它是用事物的形象和人們見面的。”因此，只能用“休閑學”，而不是“閑暇學”、“余暇學”之類的。

我請朋友檢索《四庫全書》，發現自《毛詩》以來，“休閑”在古文獻中出現了大約212次。最早見諸《三國志?陳思王傳》中記載曹植的“吁嗟篇”：“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閑……”在《二十五史》中的北史卷一百中記載，“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這是“休閑”最早的出處記錄。

中國是一個有深厚休閑文化底蘊的國家，先賢給予“休”與“閑”二字以精妙的解釋。儒家文化主張“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并體現在“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中。老莊堅守：靜觀玄覽，以此達道。這些被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審美活動和文化智慧的最高境界。

遺憾的是，近百余年來中國幾次文化革命，割斷了這一文脈。而現在的人們對休閑的理解太猥瑣、太膚淺。

“休閑”在1979年版《現代漢語詞典》中出現，解釋為“農田在一定時間內不種作物，借以休養地力的措施”。后來出現在大眾生活視野中，是20世紀90年代初，那時，休閑服、休閑鞋帽等叫法已開始流行。我記憶深刻的是，當時北京北三環新開了一個商廈，這個商廈在公交車身做廣告，廣告語是：“周末休閑哪里去，仟村百貨購物去。”這個時候人們對“休閑”的理解，還僅僅限于感官的“吃喝玩樂”上。

“休閑”的說法至今有爭議。2006年，外教社聯系我，客氣地問我“Leisure”能否不譯成“休閑”？理由是，教育部的一位領導對此不認同。我當時聽了非常憤怒，以斬釘截鐵的口氣轉告那位領導：沒有知識，好好補上中國文化思想史這一課！這里有三個可能：一是無知，二是極左，三是以勢壓人。但我沒買他的帳！

很多人，包括一些搞學術研究的人，覺得休閑就是吃喝玩樂，是玩物喪志，這種觀念太根深蒂固了。有學者用的是“閑暇”、“余暇”，十多年前還有人譯成“康樂”。但休閑與閑暇有關系，但涉指概念不一樣。“閑暇”是一個用時間度量的概念，是工作的反義詞，即擺脫工作后的一段時間。“休閑”是一個哲學概念，對應人的精神世界。請注意英文中的“休閑研究”（休閑學）由“Leisure Study”表達，而不是“Free Time Study”或“Recreation Study”。因為，這喪失了休閑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學術根脈！

關于“休閑學”：“閑”是最大最大的字眼

《香格里拉》：中國休閑學的創始人是于光遠先生，他當年創辦的休閑文化研究小組，您是最早的成員之一。請談談這個小組的情況。

馬惠娣：于老是一個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方面知識淵博的人。他關注休閑文化的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1936年，他在俄語讀本上讀到蘇聯的公園改稱“文化休息公園”，覺得很有道理。70年代末，于老就提出了發展旅游業的問題，國家旅游局第一任局長韓克華在多年后談及于老時說，“于老真是目光遠大”。1980年，于老在中國社科院任職，領導新成立的政府機構改革研究小組。這個小組從幾十個駐外使館那里獲得了其駐在國中央政府機構設置狀況，于老注意到，法國內閣有一個“業余部”。他認為，這說明了法國對業余問題的重視，反映業余支配時間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關注生活方式的研究，當時他發表了許多相關文章。這都是于老重視休閑文化的思想淵源，也是中國休閑研究的思想源頭。

1995年5月，五天工作制實施，于老意識到這一社會文化現象的重要性，當年7月成立了休閑文化研究小組。最初的組員只有十來個人，除了于老，還有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國家旅游局局長韓克華、中宣部部長的朱厚澤、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何偉、胡冀燕（于老秘書）、楊海瑞、馬萬里和我。1996年4月，在于老組織的休閑文化研討會上，我做了主題發言“休閑：人類美麗的精神家園”，這是我的休閑研究的處女作，當時多家媒體發表了這篇文章，《新華文摘》1996年12期全文轉載。

但是在這年年底召開的“中國軟科學研究會第一屆學術會議”上，我的發言談“休閑的價值”，不料遭到眾多學者當場的質問與批評，說我在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情調。當時主持會議的秘書長孔德涌先生，（曾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卻對我的觀點表示支持。會后時任中國軟科學研究會理事長的成思危先生也支持了我，并對我說，休閑學是一門很有發展、很有前瞻性的學科領域。

1997年，于老成立了玩學家俱樂部。關于“玩”他說過著名的六句話：“玩是人類基本需求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學術，要掌握玩的技術，要發展玩的藝術”。有人就說：玩什么玩，最后都是“玩物喪志”。“極左派分子”更是拼命出擊：說中國人是一個艱苦奮斗的民族，談休閑，不是對國民精神的侮辱嗎！等等，這種言論很多。

我說這些，你就知道當時情勢并不利于休閑研究。如若不是于老這樣的人物在扛這面大旗，休閑研究可能很快會夭折。

在《論普遍有閑的社會》中，于老說：“閑”是最大最大的一個字眼，是與社會生產力密切相關的事物。在他的帶動下，一批有識之士進入了休閑研究領域。成思危、龔育之、韓德乾、朱訓、王文章、孔德涌、劉夢溪、白春禮、馬俊如、孫小禮、沈寶祥、何祚庥等都參加了“西方休閑研究譯叢”編委會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他們成為中國休閑學研究擎旗的群體。雖然，在這個領域他們沒有那么多著述，但是每當關鍵時刻，他們都挺身而出，使研究者的工作能繼續下去。

《香格里拉》：休閑學是個什么樣的學科？

馬惠娣：龔育之先生說，“休閑，從少數人的消磨光陰，到多數人的生活方式，進而變為一種研究對象，形成一門休閑科學。”休閑學的核心是建構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它需要各門科學與學科的支持，尤其離不開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等學科。休閑學的興起是人類文化意識覺醒的一種表達，是對人類前途命運的一種思考，是對現代文化精神和價值體系發生斷裂的現狀做某些補救工作的一種努力。

休閑與每一個人、與每一個人的每一段人生階段都有關系，我們必須知道休閑的價值：首先，她能撫慰人的精神世界，滋養人的內在品質；其次，她可以把我們導向寧靜、慎獨、反思的境界；第三，在這種境界中，人才有能力思索生活的源頭、生活與生命的目的等問題；第四，休閑又可以幫助人“成為人”和走向“社會化”。

休閑學的興起，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我們可以看到，近幾百年來，隨著工業社會的高度發展，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所倡導的休閑價值受到了空前的挑戰。

一方面，人成為了生產機器中的一個部件，其結果是，破壞了人的工作與休閑的平衡關系，人們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壓抑感和匆忙感，以及由此所導致的不良價值觀。

另一方面，消費主義成為一個中心的范疇，它給人帶來兩個欺騙性：其一，它貌似給人提供一種普遍的幸福，為人民幣服務擠壓了人的價值系統。其二，任意的消費，似乎你就獲得了自由、快樂，將休閑淪為感官的滿足。

這樣的現象自然引起思想家們的關注，回眸20世紀西方的學術路程，不難看到，不同學派的思想家們都不約而同地把研究視角投向“生活的世界”，有關“人的本質和主體性”、“目的因”問題再次回到思想家們的視野中來。當然，更多的是省察人性的缺陷。

《香格里拉》：請梳理休閑學的一些重要節點。

馬惠娣：在美國學者看來，1899年凡勃倫發表《有閑階級論》，標志著休閑學的開端。凡勃倫是制度經濟學的奠基者，當時他敏銳地觀察到有閑階級在獲得物質享受的同時，已開始追求精神生活的豐富和享樂，閑暇時常采用“非物質的”，即“準學術”、“準藝術”的方式。“在一切有教養的人們看來，有閑生活，就其本身來說，就其所產生的后果來說，都是美妙的，高超的。”

天主教哲學家皮普爾的《休閑：文化的基礎》一書，指出休閑有三個特征：第一，休閑是一種精神的態度，它意味著人所保持的平和、寧靜的狀態；第二，休閑是一種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個創造過程中”的機會和能力；第三，休閑是上帝給予人類的“禮物”。

教育家莫蒂默?阿德勒，一生致力于教育，特別關注休閑與工作的關系，指出現代人忽視了休閑在人們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意義，批評人們忘記了亞里士多德的教導“休閑可以使我們獲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內心的安寧”。

??? 心理學家奇克森特米哈伊，提出了“暢”的概念，認為，休閑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有益于個人健康發展的內心體驗，而不用什么外在標準界定的具體活動。

休閑教育家查里斯?波瑞特比爾在《以休閑為中心的教育》一書中提出了：關注休閑意味著她在人的知識結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人類的價值和情感具有密切的聯系。

休閑學教授約翰?凱利提出：休閑應被理解為一種“成為人”的過程，促進自由與自我的發展。

這些思想都具有原創性，對西方休閑學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休閑學研究著作在中國的引進版，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算是最早的，1935年出過一個版本，由胡伊默翻譯；1964年的版本，由蔡受百翻譯。此后就是一個漫長的空白期，直到199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羅素?蘇的《休閑》小冊子。2000年“西方休閑研究譯叢”（第一輯）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閑》、《走向自由：休閑社會學新論》、《女性休閑》等5本著作，是系統引進西方休閑學理論的開始，也是中國休閑學研究的起點。2009年還出版了這套譯叢的第二輯。

2004年出版了“中國學人休閑研究叢書”，含《論普遍有閑的社會》、《中國人休閑狀況調查》、《走向人文關懷的休閑經濟》、《民閑論》等五本書。2008年《于光遠馬惠娣十年對話：關于休閑研究的10個基本問題》出版，中國學者的作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獨到的視角。國內其他學者從不同角度也出版了很多相關書籍。

關于“休閑時代”：“如何休閑”成為所有人面對的問題

《香格里拉》：《時代》周刊早在1999年就預言，到2015年發達國家將全面進入“休閑時代”。您認同“休閑時代”的說法嗎？進入休閑時代的判斷標準是什么？更多的收入，還是更多的閑暇時間？

馬惠娣：休閑時代，無疑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盡管發達的科技為休閑時代的到來提供了強大的支持條件，但仍不能有一個準確的時間表。這個時代的來臨是一個漫長而充滿挑戰的過程。

休閑時代，不僅是閑暇時間多了，豐衣足食了，而是人的一種精神態度和存在狀態的變化。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應當融洽、和諧；人對物的攫取，需要理智和通達；人需要更多是社會責任感。毫無疑問，當人們由衷地身體力行這些理念時，休閑時代才可能來臨。

就連十分發達的西方國家也不敢稱自己國家處于“休閑時代”，而只預言說，我們正走向“休閑時代”。再則說，休閑時代是否來臨的判斷，既有時間層面和物質層面的標準，也有精神和道德倫理方面的標準。以為閑暇時間多了就是休閑時代的來臨，未免太幼稚了，太“大躍進”了。

在第一套“西方休閑研究譯叢”的“編者的話”中，曾有這樣的敘述：“我們即將進入休閑在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時代。”這個句子是龔育之先生再三斟酌后確定的。1996年，于光遠撰文“論普遍有閑的社會”，這個論斷是科學的，符合中國社會實際的。

《香格里拉》：國內一些城市已經意識到休閑作為一門產業的重要性，紛紛提出建設“休閑城市”的口號，杭州還舉辦“休博會”。您覺得成功的休閑城市應該是什么樣的？國外有沒有可資中國城市借鑒的成功例子？

馬惠娣：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我還沒有找到關于“休閑城市”的確切名詞與定義。1998年我訪問美國賓州大學，戈比教授不無驕傲地告訴我，Penn State（賓州大學區域）是美國當年評出來的三個幸福谷之一（Happy Valley）。2007年夏季我在美國時，他們正在評選Best Place，拔得頭籌的是威斯康星州毗鄰密西西比河的一個小城，其過人之處是街區中設置了專用自行車道。

賓州大學城與威斯康星州那個小城入選的的共同標準是：潔凈的空氣、無污染的水、交通便利且不擁堵、社區寧靜度、良好的游憩空間設施、便利的生活服務、就業率、人口不多于10萬等等。如果按這些標準，中國目前沒有哪個城市能做到。像杭州西湖本身很休閑，但西湖游客日均達100萬，人與環境怎能和諧！這個城市的秩序和安寧靠什么得以保障？

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在歐美國家幾乎還沒有超過10萬人口的城鎮當選為“宜居城市”。

中國人提出的休閑城市，在本義上應接近于西方國家的宜居城市、花園城、文化生態城市等概念。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必另行標準，也不必另起“學名”。顧名思義，“宜居城市”即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20世紀80年代清華大學吳良鏞教授就將此概念引入中國，也一并帶入了宜居城市的標準。2007年4月國家建設部還驗收了由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等四家單位共同論證并制定的“宜居城市科學評價指標體系”。我看這套體系基本借鑒了國外宜居城市的標準，其中主要的不同之處在于，對城市人口數量缺少標準。

“休閑城市”概念的提法，一是無法與國際對接，二是語焉不詳。關鍵問題：我們為什么要別出心裁！當然，如果“休閑城市”只是一個“商業噱頭”，那就另當別論了。

時下，很多城市，也包括一些旅游規劃設計者都把城市升級換代，把“旅游城市”上升到“休閑城市”，我個人覺得很荒謬。好的城市本身一定具有休閑氣質，一定宜居，那么一定吸引游客前來分享與觀光。

當下，城市發展休閑產業，主要還是增加城市的休閑氣質與氛圍，讓住客和外來客人感到輕松、愜意、便利、舒適、靜謐。事實上，休閑產業區別于傳統產業，本質上它是“愛的天使”，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與人的發展相聯系。如果休閑產業就是一個新的商業手段，給無度的“消費”帶上新“花環”，它可能興盛一時，但難能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