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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病危：拷問反客為主的地球人

——西班牙畢爾巴鄂國際會議紀要

馬惠娣

（2024年6月22日）

由西班牙巴斯克大區畢爾巴鄂大學 主辦的主題為：“氣候變化、可持續性及社會生態實踐”（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ocioecos.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ility and Socio-ecological Practices）國際會議于2024年6月6-7日在西班牙畢爾巴鄂大學環境教育中心會議廳舉行（Bizkaia Aretoa Venue,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Bilbao, Basque Country, Spain June 6-7, 2024）。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約300人出席了會議。

大會有六位相關領域的學者就這一會議主題進行了大會演講，八個分組議題，分別從不同視角、專業和學科做了廣泛的發言與討論。

討論的目標是：在氣候變化和可持續性議題的背景下，社會生態實踐將在何時、何地、何種條件下發生？什么類型的行動者參與這種做法，從中產生什么形式的互動？當代社會生態實踐的特點是什么？社會生態實踐的現實、象征和法律效果是什么？在不同領域、學科、專業、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中，社會生態系統對應對氣候危機所采取的行動和理念。

八個專題討論組，分別是：1）生態學家和氣候緊急情況的社會運動；2）新的生產和勞作模式的社會生態實踐；3）以生活和消費中的社會生態實踐應對氣候緊急情況；4）重返荒野和自然保護的社會生態實踐。應對氣候變化的科學與公民科學素養；5）氣候危機中教育和衛生方面的社會生態實踐；6）氣候緊急情況時代社會生態實踐的人的層面：意識、意識、福祉和關懷；7文化、媒體和傳播方面的社會生態；8）藝術、技術、設計與氣候危機。

四個方面的問題是大會討論的熱點：

一是，氣候變化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作為環境運動的組成部分，氣候變化問題正在不同地方、區域、國家和跨國層面上形成了聯盟，大家的共識是：工業化以來形成的“人類中心主義”是氣候變化和環境惡化的主因，形成了非地質學意義上的“人類世”。這意味著，人類作為地球供養的生物，在由智人向智神演進的過程中，顛倒了人與地球的主客體關系，人這個類只是萬物中的之一，是地球的客體。但，當人類主宰了地球后，便是無止境的索取、開發與破壞。氣候與環境的急劇變化，既是對地球本體的蠶食，也是對人類發展與進步的警告。進而出現了，諸如：氣候正義、環保主義/窮人生態學等概念被用來指向全球替代方案。

與此同時，分裂態勢也正在形成：有異樣的聲音——氣候變化和環境惡化是地球自身運動的結果，因此人類的行為不應當受到質疑和限制。這個認知，正在為人類的行為尋找借口和誤導，挑戰了主流環保主義的戰略，制造了全球南方與北方認知中的差異化與對立化，各種形式的爭論此起彼伏。毋庸置疑，如果這種論調得不到遏制，國際社會的《氣候公約》、《生態多樣性保護》、《可持續發展計劃》等等都將面臨極大的威脅。

二是，社會學想象力不足。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會學想象中，將全球化描述為一種大規模的現代化，一種將生活從特定的地方和與地方聯系中剝離出來不可阻擋的過程，以及人類對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抽象系統”日益依賴的過程。如今，世界正以全球規模的危機形式面臨其后果。面對這種情況，人類的生活重新融入我們的“地方”，即整體性顯得格外重要與緊迫。它將幫助我們闡明星球危機的復雜性，并通過生命項目提供一種應對這些復雜性的方法，探索可能需要什么才能被安置。這一概念的嵌入引起了知識界的共鳴，但也預示在重新嵌入中依然存在各種棘手問題。氣候變化具有以人類為中心，并植根于生產和消費實踐的某種邏輯所導致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科學的理論與實踐也應植根于更廣泛的社會要素中，如經濟、技術、文化和治理體系，以及社會價值觀、理想和對物質利益的限制。

三是，人類看待自己與世界關系方式的局限性。氣候變化注定嵌入社會生活之中，尤以氣候變化帶來的破壞性損失正構成一個新的世界關系。人們試圖把自然力的破壞性用技術創新方式獲得某些補償，然而，有些損失是不能被補償的，是不可逆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正在接受和面對自然威力帶來的挑戰，AI也是無能為力的。人類試圖抵制、哀嘆，甚至期望將損失挽回來。從美國洪水保險到英國遺產保護等不同地點和案例中，說明了損失與價值、限制和記憶之間形成新的“損失交叉點”。這些認知上的局限性，忽略了跨學科的行動。

四是，社區在社會生態實踐中的作用被低估。多位發言者認為，氣候變化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強調將人與生活嵌入“地方”，意味著社區的重要性，以及社區之間的密切聯系對于改善社會生態環境有極其重要的價值。也正因為如此，宏大的理論往往忽略對社區的關照與關注。社區既是獨立個體而形成的文化精神共同體，又是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傍的生活載體。社區的屬性是自然化、自愿化、自主化、人性化，同時象征著美善。社區的意義多元、豐富而復雜，比如，它會與“地方”的政府、公司、學校、信仰場所、移民和各種服務機構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大的社區背景和環境，并決定著社會生態環境的好與壞。社區是檢驗實證性實踐和實質性理論的重要舞臺。遺憾的是，人們對社區是什么？對社會生態的實踐和行動的意義，以及對生活的作用等等問題理解膚淺，導致了許多善意“社區”的努力遭到失敗。

通過不同的演講和討論，這四個問題得到了與會者的共鳴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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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的特點：其一，大會主題貼近全球性的緊迫問題與共性問題，反思、質疑、批判和建構，既有社會學的瞭望，也有哲學的洞察。其二，會議看到了當前理論研究與實踐中的局限性、人類的主觀意志性；理論與實踐的分離性。其三，大會演講者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都有獨自的見解，分析的視角有理論創新，它瞄準了現實與當下，同時彌漫著哲學與藝術的氛圍。其四，大會組織者精心籌備，論文遴選嚴謹（經兩輪組委會評審）。

作為參會者，最強的感受是大會氣氛的熱烈。一個普通大學主辦的開放性國際會議何以吸引如此多的人？是疫情之后的“反彈”，還是會議主題吸引了人們的眼球，當然還有更多其他因素。無論如何歐洲人的學術熱情點燃了奔騰的思想火花，大家把這里看作是積蓄力量、產生靈感的地方。據我的觀察，絕大多數學者來自歐洲，但北美和南美的學者也有，亞洲人面孔只見到四位，來自中國的兩位，另一位來自日本，還有一位來自印度。

我在十一年前曾被畢爾巴鄂大學休閑系邀請做一個學期的合作研究項目，卻因家務未協調好，而喪失了機會。這次會議雖然與休閑系沒有關系，但是，我覺得我應該來，也許是冥冥之中的事。

我們提交的論文題目是：Courtyard Planting: Sustainable Design for Both of Material and Unmaterial Space ，參與了專題組討論。中國蘇州“綠色光年”項目發起人倪歡，江蘇省農業科學院李凡凡共同關注了這一話題。

特別值得感謝的是：大會組委會親自幫助將文本按照哈佛格式做了修改和編輯。可見會議組織者的精細、嚴謹與親切友好。另外，他們還通過網絡查到了我和倪歡詳細的學術生涯和業績資料。Super & Great!

（2024年7月4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