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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南博鰲“首屆中華麻將論壇”而作 于光遠 (200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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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局斗牌,必先煉品,品宜鎮靜,不宜躁率,得牌勿驕,失牌勿吝,順時勿喜,逆時勿愁,不形于色,不動乎聲,渾涵寬大,品格為貴,爾雅溫文,斯為上乘。”
——麻將的旨意與精神
引
言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化史的國家,由我國勞動人民創造的游戲活動形式之多當列世界之最。從有文字記載的史料和地下挖掘的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長期的歷史中,中國的游戲繁衍出極其豐富的品類,顯示出中華民族的聰明與智慧,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游戲的概念很廣泛,顧名思義,帶有娛樂的性質,與嚴肅的刻板的工作相對應。有的游戲簡單通俗,有的雅俗共賞;有的帶有競賽性質,也的有與競賽無關;有的益于健康,有的能傷及身心; 有的重于體力、也有的重于智力。
1995年我出版了《漫談競賽論》一書,書的篇幅不大,約五六萬字,既講了競賽的基本理論問題,也涉及到對當代競賽文化的分析。在這本小冊子里,指出競賽可以成為一門科學,也指出歷史上很早就對競賽作過研究。指出:孔夫子的論語中就提到過博弈。中國傳統文化中就有琴棋書畫的說法,沒有忘記把“棋”放在重要的地位。而到了現代,競賽論還成為一門系統的現代科學理論。在這本小冊子里,提出了原始競賽的概念,指出有一人競賽、二人競賽、多人競賽、零和競賽、非零和競賽。在這本小冊子里,對競賽與賭博之間的聯系和區別進行了分析。為此專門寫了一小節,其中涉及“競賽中的賭博成份和非賭博成份”。在這本小冊子的“第三部分”競賽中的“致勝之道”一節中,提出計算和算計的區別,提出勝敗的概念,并且在第四部分中,專門寫了一節“希望看到競賽文化的發展”。在第四部分中,還專門寫了一節“關于圍棋文化和麻將文化”。并且專門介紹一種傳統的文化“倒同棋”。
在《漫談競賽論》中對“棋”和“牌”做了區別的分析。指出“棋”這種游戲,在下棋的過程一切都公開,而在打“牌”的過程中,它的全過程只有在最后才知道。在打“牌”的過程中,一開始只有一小部分公開,在進行過程中,保持一定的本人知道的秘密。圍棋、中國象棋、國際象棋都屬于“棋”,橋牌、麻將則屬于“牌”。
在眾多品類的游戲中,“麻將”是屬于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一種大眾化游戲形式。從麻將游戲被創造出來之后,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始終為人們所鐘愛。
麻將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發明創造的游戲形式,有人說起源于江南。據蘇州雜文作家谷之新研究,麻將起源于江蘇太倉的糧倉:“糧倉既設,雀患便生,守倉兵丁以捕麻雀為樂,倉官變鼓勵為獎勵,發給竹制等牌記數酬勞。這等牌上刻有字,可以用做游戲工具……這種游戲流傳下來,演變成型,便成了麻將牌。”我雖然至今未見該書,因此,不知道如何作判斷。我認為,這也許是麻將的一個重要來源。因為,只有麻將這種牌,才分“索”、“筒”、“萬”,它們就是計算麻雀的數目的。“索”在江南的方言中,就是一束,也就是一串。“索子”中的一索,就是一只麻雀。蘇州文學家谷之新說,太倉就把天上飛的麻雀念做麻將(ma jiang)的聲音。2000年10月,我到江蘇的丹陽遇見了一位原太倉縣的負責人,特別問太倉是不是把麻雀念做麻將(ma jiang),那位同志回答說是的。
一、麻將的起源
有關麻將的起源,有多種說法,有關文字的記載也多有不同,而近現代人的考證雖大同小異,但能把麻將演變的歷史講得清楚的卻不多。
在《辭海》中“麻將牌”的釋文是:“麻將牌,也作‘麻雀牌’,簡稱“雀牌”。博戲,始于清代,由‘馬吊牌’演變而成。牌分“萬、索、筒三門,每門一至九,各四張。另加中、發、白、東、南、西、北,各四張,共一百三十六張,后又增加花牌和百搭。(本文作的注:加花牌和百搭并不普遍)四人同玩,每人十三張,以先合成四組另一對牌者為勝。‘馬吊牌’這一條的釋文是,古代博戲,始于明代中葉,因合四十葉紙牌而成,故稱‘葉子戲’。牌分十字、萬字、索字、文錢四門,前兩門畫水滸人像,后兩門畫錢索圖形。四人同玩,每人八葉,余置中央,出牌以大打小。見明潘之恒《葉子譜》、馮夢龍《馬吊牌經》。”這又是一種說法。在這種說法中,麻將牌和天上飛的麻雀是沒有關系的。所以現在的麻將牌又叫麻雀牌。
從《辭海》的這兩釋文當中可以有這樣的判斷:明代的馬吊牌看來也是今天麻將的來源之一。
近日馬惠娣在網上(http://mjclub.net)瀏覽到一篇專講“麻將由來”的文章,寫得很認真、有根有據,不像演義或戲說。看來,這篇文章的作者對麻將的由來是做過一番研究的,因此,全文引在下面。提供給“博鰲麻將論壇”參考。
“麻將牌(又稱麻雀牌)是由明末盛行的馬吊牌、紙牌發展、演變而來的。而馬吊牌、紙牌等娛樂游戲,又都與我國歷史上最古老的娛樂游戲——博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是“血緣”關系。現在流行的棋、牌等博弈戲娛,無不是在博戲的基礎上發展、派生、演變而來的。
古博戲始于何時,準確年代很難說清。據《史記》和其他有關文字的記載,博戲的產生至少在殷紂王之前。(對這個說法,我表示懷疑。)
我國最早的博戲叫“六博”,有六支箸和12個棋子,箸是一種長形的竹制品,相當于今天打麻將牌時所用的骰子。據《顏氏家訓·雜藝》所載,可知博戲又分大博、小博。大博的行棋之法已不可考。小博的玩法在《古博經》里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其方法是:兩人相對坐,棋盤為12道,兩頭當中為水。把長方形的黑白各六個棋子放在棋盤上。又用魚兩枚,置于水中。比賽雙方輪流擲瓊(即骰子),根據擲采的大小,借以決定棋子前進的步數。棋子到達終點,將棋子豎起來,成為驍棋(或稱梟棋)。成為驍的棋,便可入水“牽魚”獲籌。獲六籌為勝。未成驍的棋,就稱為散棋。驍棋可以攻擊對方的棋子,也可以放棄行走的機會而不動,散棋卻不可……
漢魏以后,博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博戲中的棋子脫離瓊而獨立行棋,向象棋方向發展,成為一種游戲。而博戲的瓊變為五木,即五個木制的骰子,也獨立成為一種博戲用具,稱為樗蒲。以擲點分勝負。(我說,他在湖南長沙看到馬王堆出土文物的展覽,其中就看到了博具。馬王堆是漢代的貴婦人的墳墓)相傳這又為曹植所造的骰子當時用玉制成,后改用骨制。變五木為兩骰,立方體,其六面刻點,點數從一到六。所以當時又叫“雙六”。
博戲到了唐代,骰子成為一種獨立的博具。并且由兩個骰子變為六個骰子。據《西墅記》所載,唐明皇與楊貴妃擲骰子戲娛,唐明皇的戰況不佳,只有讓六個骰子中的兩個骰子同時出現“四”才能轉敗為勝。于是唐明皇一面舉骰投擲,一面連呼“重四”
。骰子停定,正好重四。唐明皇大悅,命令高力士將骰子的四點涂為紅色,因此直到今天,骰子的幺、四兩面為紅色,其余四面都是黑色。
自唐代后,用六個骰子合成各種名目以決勝負的戲娛方法,在當時稱為骰子格。在骰子格的基礎上演變而成的最完善的戲娛用具是宋徽宗宣和年間產生的骨牌(又叫宣和牌,即現在一些地區仍流行的牌九、牛牌、天九牌)。骨牌用象牙或象骨制成,變骰子的立方體為長方體,變骰子的六面鏤點為一面鏤點。骨牌有21種花色。每色都是由兩個骰子的點數組合而成,因此骨牌中最大為12點,最小為二點。每色有兩張或一張,共32張。
唐代中期,與骰子格同時,又有種叫“葉子戲”的游戲出現。關于葉子戲的由來,說法不一。唐《同冒公主傳》說,“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這是最早的有關葉子戲的文字記載。此外還有幾種說法:系葉子青所作;系婦人葉子所作;系唐賀州刺史與藝妓葉茂蓮船上戲骰子格。這些說法似乎都牽強附會。其實,當時所稱的“葉子戲”,并非一種成形的游戲。只不過是玩骰子格時記錄輸贏數值的紙片。這可從歐陽修《歸田錄》中得到證明: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后有葉子,如今之手折,凡文字有備檢查者以葉子寫之。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文中所談的葉子,就是紙片,但這種并非游戲,只是記錄數值的紙片,我們卻可以把它看成是麻將牌的鼻祖。
漢魏以后的博戲,往往以金銀等財物相賭,而所用金銀,大多皆為錠或塊,小勝小負,零星剪割,殊感不便,于是便制造了馬(也叫馬子)。馬子一般用犀角、象牙或竹片制成,條狀,長短不等。兩面都畫上彩色標記。記明本馬所代表的金銀重量。比賽時,輸贏先用馬子支取,比賽全部結束后,再以所得馬子來兌換金銀。至唐代時,使用紙片代替犀角、象牙、竹片等,記明金銀重量,十百千萬,各以花色記其一至九之數,類似今天的鈔票、紙錢。與今天麻將牌中的籌碼功能大致相同。古時籌與馬略有區別:籌只表示勝負的次數,不表示勝負數值的大小;馬則算明數值。后世則不分籌、馬,統稱籌碼。
這篇文章寫到這里,開始講馬吊牌的問題了。
到明代天啟年間,本來作為游戲的附屬品籌碼,經過逐漸演變,成為一種新的戲娛用具,即馬吊牌。
馬吊牌是一種紙制的牌,全副牌有40張,分為十萬貫、萬貫、索子、文錢4種花色。其中,萬貫、索子兩色是從一至九各一張;十萬貫是從20萬貫到90萬貫,乃至百萬貫、千萬貫、萬萬貫各一張;文錢是從一至九,乃至半文(又叫枝花)、沒文(又叫空湯)各一張。十萬貫、萬貫的牌面上畫有《水滸》好漢的人像,萬萬貫自然派給了宋江,意即非大盜不能大富。索子、文錢的牌面上畫索、錢圖形。
馬吊牌由四人打,每人先取八張牌,剩余八張放在桌子中間。四人輪流出牌、取像,萬萬貫自然派給了宋江,意即非大盜不能大富。索子、文錢的牌面上畫索、錢圖形。
馬吊牌由四人打,每人先取八張牌,剩余八張放在桌子中間。四人輪流出牌、取牌,出牌以大擊小。打馬吊牌有莊家、閑家之分。莊無定主,可輪流坐。因而三個閑家合力攻擊莊家,使之下莊。
成吊牌名稱的由來,歷來說法不一。但根據此牌是從馬子演變而來,牌面上所畫又都與錢有關:文錢是錢,一貫是一千文錢,索是穿錢的繩子,即錢串;而且古時一千文錢也叫一吊錢,從中似乎可以看到“馬”與“吊”的影子。若如此認識,馬吊牌的名稱的涵義便不言自明,翻譯過來,大概是“關于錢的牌”。
現在這篇文章接著要講現代麻將的形成:
在明末清初馬吊牌盛行的同時,由馬吊牌又派生出一種叫“紙牌”(也叫默和牌)的戲娛用具。紙牌也是供四人打,由紙制成的牌長二寸許,寬不到一寸。紙牌開始共有60張,分為文錢、索子、萬貫三種花色,其三色都是一至九各兩張,另有幺頭三色(即麻將牌中的中、發、白)各兩張。斗紙牌時,四人各先取十張,以后再依次取牌、打牌。三張連在一起的牌叫一副,有三副另加一對牌者為勝。贏牌的稱謂叫“和”(音胡)。一家打出牌,兩家乃至三家同時告知,以得牌在先者為勝。這些牌目及玩法就很像今天的麻將牌了。這種牌戲在玩的過程中始終默不作聲,所以又叫默和牌。
其后,人們感到紙牌的張數太少,玩起來不能盡興,于是把兩副牌放在一起合成一副來玩,從此紙牌就變成120張。在玩法上,除了三張連在一起的牌可以成為一副以外,三張相同的牌也可以成為一副。也就是說,上手出的牌,下手需要還可以吃、碰。這時牌的組合就有了“坎”(同門三張數字相連)、“碰”(三張相同)、“開杠”(四張相同)。此時的紙牌又叫“碰和牌”。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調情遭苦打,冷郎君懼禍走他鄉》中,賈母、薛姨媽、王熙鳳等斗的就是碰和牌。書中寫道: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與鳳姐兒。鳳姐正該發牌,便故意躇躊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是在薛姨媽手里扣著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
二餅就是二文,文字門在馬吊中已繪成圓餅狀(見明潘之恒《葉子譜》),這里正是一個發出頂牌的例子。與此同時,骨牌中也出現了一種“碰和”,將21種牌色每種五張合成一副。并且有了開杠、自摸加倍、相公陪打、詐胡受罰等規定。骨牌的這些打法和術語也由紙牌接受、繼承下來。
(作者注:《辭海》麻將這一條中說,麻將開始于清代。《紅樓夢》中的一段故事,似乎可以證明麻將在清代就產生了。這里的“餅”似乎就是麻將里面的筒子。潘子恒《葉子譜》中說,馬吊中的文字門畫成了餅狀,也就是錢狀。這又是一種說法。不知道清代開始有麻將,而不是馬吊是在什么時候開始的。《紅樓夢》寫的是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間的事情。《紅樓夢》里講的故事,對我們的研究很有價值。《紅樓夢》的確是一部描寫當時生活的百科全書。)
大約到了清末,紙牌增加了東、南、西、北四色風牌(每色四張)。那時人們最常用的桌子是方桌,又叫八仙桌。八仙桌的名稱是從就餐時可以坐八個人得來的。用于打牌時總是面向一方,這就限制在一方里不能坐兩個人。逐漸地形成了玩牌由四人來玩的習俗,四人各坐一方。人們還從四方得到了啟發,在紙牌中增加了東、南、西、北風。至于三元牌中、發、白的增加,可能是人們對升官發財的向往。中就是中舉(中解元、中會元、中狀元,稱為中三元),發即發財,中了舉,做了官,自然也就發財了。白板可能是空白、清白之意。
后來人們發現在玩麻將時常常把牌拿完了,也沒有人做成牌,感到掃興。為彌補這個缺憾,于是又增加了聽用。最初的聽用只增加兩張,逐漸發展增加為更多的張,直到發展為有繪的麻將牌。但由于紙牌的數量一多,在取、舍、組合牌時十分不便,人們從骨牌中受到啟發,漸漸改成骨制,把牌立在桌上,打起來就方便了。正宗的麻將牌從此開始。
至于說麻將牌名稱的由來,現在無從考證。可能由發音訛變而來。吳人音“鳥”為diào,馬吊牌就成了馬鳥牌,麻鳥牌成了麻雀牌,再變成了麻將牌。
麻將牌形成以后,上至朝廷,下至平民,無不喜愛。平民百姓們也從打麻將中得到了樂趣。有一個牌運好的人寫了一首詩道:今日贏錢局,排排對子招。三元(中發白)兼四喜(東南西北),滿貫遇全幺。花自杠頭發,月從海底撈。散場遠避,竹杠怕人敲。有這樣的好牌運,誰能不高興呢?
這篇文章記錄了麻將牌大致演變的歷史軌跡。
麻將是中華民族游戲史的一個縮影。它說明“人之初,性本玩”、“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這種玩樂的天性是由人的本能性生理需要所賦予的。
麻將游戲是中國人智慧的結晶,麻將娛樂本身的旨意和精神則在于:“入局斗牌,必先煉品,品宜鎮靜,不宜躁率,得牌勿驕,失牌勿吝,順時勿喜,逆時勿愁,不形于色,不動乎聲,渾涵寬大,品格為貴,爾雅溫文,斯為上乘。”這也是前人對參加打麻將的牌手曾有的要求。
二、麻將游戲在國外
麻將只有一百余張,(韓德乾同志查閱的資料表明,現在的麻將牌共有136張)打起來卻豐富多彩,既斗智又斗勇,這實乃是麻將魅力之所在。正因為如此,麻將游戲在異域他邦也深受洋人的喜愛。
網上有文章說,二十世紀20年代初期,麻將牌不僅在亞洲盛行,而且還流行歐美。當時出口的麻將牌,牌面上往往還有阿拉伯數字和英文字母。國外有許多詳細敘述麻將打法的書籍和研究麻將打法的雜志。在歐美,把麻將視為體現東方情趣的古董,裝進雕刻精致的盒子珍藏起來也不乏其人。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電子計算機的觸角已經伸到生活的各個領域。近年來,有人開發出“麻將軟件”,人坐在計算機前,按動鍵盤,就可以同計算機打起“雀戰”,其樂無窮。
馬惠娣從網站http://mjclub.net看到,在日本及其他一些國家還有專門研究麻將牌的團體以及定期舉辦全國性的麻將大賽。據2002年11月21日的《廣州日報》體育新聞報道,“首屆世界麻將比賽”是在東京格林皇宮酒店舉行的,這一大賽由日本麻將競技組織委員會、寧波市麻將運動協會主辦,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日本麻將聰明等協辦的。共有25支隊伍100名選手參加了本次比賽,分別來自中國的北京、天津、寧波、廣州、臺北、香港以及瑞典、荷蘭、保加利亞、俄羅斯、美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此次比賽個人第一、三、四名均為日本職業選手,美國選手獲個人第二名,而來自麻將發源地的中國隊此次取得的最好成績是廣州隊獲得的團體第二名和個人第五名。日本很重視這次世界麻將賽,很早就通過麻將協會各層組織對賽事進行推廣,產組織了選拔賽。東京和大坂代表隊就是各從200人中選拔組成的,由于他們大部分是職業選手,所以技術相當熟練。
此外,這次日本之所以取得好成績,與他們的競技麻將運動十分普及有直接的關系。在東京和大坂等大城市,麻將館遍布大街小巷,由于大小比賽不斷,職業的競技麻將手亦由此而生,從而使日本競技麻將的水平大大提高。
這次比賽盛況空前,各地麻將競技運動組織負責人還在大會上期間商議決定以后每年舉辦一屆世界麻將賽,同時探討成立世界性的麻將組織。
盡管,中國是麻將的發源地,但世界上惟一一家麻將博物館卻坐落在日本東京郊外一個景色秀麗的旅游勝地附近。
麻將博物館是由一個叫野口恭一郎的出版商出面籌辦的。1999年11月建成后已有數萬人慕名而來。博物館共分兩層,展示著收集來的1萬多冊中日歐美麻將書籍、麻將桌、麻將器具和形形色色的麻將牌。麻將博物館將展覽分成不同風格和種類的展臺。按地域分,中國是麻將的發源地,日本有發達的麻將文化,美國曾爆發過麻將熱,歐洲麻將則成為貴人的游藝。按主題分,有麻將與人類和平,麻將與印章,麻將與歷史,麻將與書籍等,令人眼花繚亂。
麻將博物館收藏有不少名貴麻將牌。其中最珍貴的是“末代皇帝”溥儀用過的宮廷麻將“五彩螺鈿牌”。它一套兩副,牌體稍大的為男牌,稍小的為女牌。所謂男女有別,即便是貝勒公主也不能同桌玩牌。“五彩螺鈿牌”的貴重處在于每張牌背的圖案均為極難雕刻的梅花圖,要使螺鈿牌背的圖案一模一樣,制作師非有鬼斧神工之力不可。另外,館內收藏有一副20年代為梅蘭芳特制的京劇麻將牌,風牌牌背以梅蘭芳得意曲目“游龍戲鳳”4字為圖案。還有中國流傳到美國的第一副麻將牌、法國制造的竹制牌、加拿大的石頭牌等。有趣的是,歐美使用的麻將仍大多使用“八萬”、“東風”、“發財”等漢字。為幫助不會漢語的人辨認,麻將牌的左上角分別標有阿拉伯數字或英文縮寫。
麻將用具也不一而足。如中國清代的紅木云石麻將桌椅,方桌方凳均使用云南高級紅木制作,桌面是暗花紋大理石。該麻將桌被擺在二樓展廳入口處,顯示了博物館主人對其的珍愛。還有一副透視眼鏡,看起來與平常眼鏡無異,但與特殊麻將牌配套卻可以把敵家的牌看得一清二楚。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該博物館甚至收藏了具備透視功能的隱型眼鏡。有了它,誰都能輕而易舉地成為香港電影中的現代“賭王”。
關于麻將歷史與文化的書籍是麻將博物館最豐富的部分。比如1357年明太祖朱元璋敕造發行的紙幣“大明通行寶鈔”,面額1貫的紙幣上有10束10枚文錢的圖案,據說這就是麻將祖先“馬吊”的起源。人們在參觀時還看到一張1923年美國《紐約時報》上的麻將廣告,某教會開了一個麻將學習班正招聘學員,每人學費10美元。看來當時學麻將還是高消費呢!
在堆積如山的麻將書籍中,有中國1920年刊印的《麻將撲克秘訣》,美國1923年出版的英文麻將規則,日本1926年出版的《麻將通》,甚至收入了中國人民體育出版社1996年版的《麻將大全》和1998年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出臺的麻將比賽規則。麻將博物館專門印刷中日英三種語言版本的中國麻將比賽規則書籍,冠名為“國際標準規則”。日本一些漫畫家也不甘寂寞,專畫麻將題材的漫畫,銷路倒也不錯。畢竟日本有1000萬麻將迷呢。
麻將博物館除了收藏麻將,還大力推廣麻將文化。博物館定期出版有關麻將的文化書籍,從今年1月起還出版了麻將會報季刊,并生產了麻將點心、麻將清酒、麻將茶具等各種紀念品。以野口恭一郎為首的麻將愛好者還不時赴中國各地訪問,探訪麻將淵源,切磋麻將技藝。雖然建立麻將博物館耗資巨大,但這些“麻迷”們似乎樂此不疲。(上述文字選自:http://mjclub.net)
我聽說,日本首相中曾根曾經打算送給中國一個自動洗麻將牌的設備,這就是說當一局打完后,桌上的牌下降到桌下,砌好的牌就自動升上來,可以不間斷地打麻將。我聽說之后表示,打完牌自己洗、自己砌是一種休息,在這期間大家還可以說說話,因此,我不大贊成。最近我還聽說,現在北京也可以買到這樣的麻將桌。
三、麻將與中國人
有人夸張地形容:“在中國十億人民九億‘麻’,還有一億在觀戰。”可見麻將游戲之魅力。
馬惠娣在網上(http://mjclub.net)看到一篇以“麻將”為題的文章,作者似一年長者,曾與聞一多先生有過交往,早年就讀于清華,后來留學美國。該文屬美文一篇,文字瀟灑,文品高潔,他認為他的長輩們對麻將很有偏見。作者寫到:“我的家庭守舊,絕對禁賭,根本沒有麻將牌。從小不知麻將為何物。除夕到上元開賭禁,以擲骰子狀元紅為限,下注三十幾個銅板,每次不超過一二小時。有一次我斗膽問起,麻將怎個打法。家君正色曰:“打麻將嗎?到八大胡同去!”嚇得我再也不敢提起麻將二字。心里留下一個并不正確的印象,以為麻將與八大胡同有什么密切關聯。
后來出國留學,在輪船的娛樂室內看見有幾位同學作方城戲,才大開眼界,覺得那一百三十六張骨牌倒是很好玩的。有人熱心指點,我也沒學會。這時候麻將在美國盛行,很多美國人家里都備有一副,雖然附有說明書,一般人還是不易得其門而入。我們有一位同學在紐約居然以教人打牌為副業,電話召之即去,收入頗豐,每小時一元。但是為大家所不齒,認為他不務正業,貽笑士林。
下面的文字作者還記敘了近現代幾位大名人的鮮為人知的有關玩麻將的舊聞佚事,讓人“開眼”,也讓我們領略“大人物”也是性情中人。
科羅拉多大學有兩位教授,姊妹倆,老處女,請我和聞一多到她們家里晚餐,飯后擺出了麻將,作為馀興。在這一方面我和一多都是屬于“四竅已通其三”的人物——一竅不通,當時大窘。兩位教授不能了解中國人竟不會打麻將?當晚四個人臨時參看說明書,隨看隨打,誰也沒能規規矩矩的和下一把牌,窩窩囊囊的把一晚消磨掉了。以后再也沒有成局。
麻將不過是一種游戲,玩玩有何不可?何況賢者不免。梁任公先生即是此中老手。我在清華念書的時候,就聽說任公先生有一句名言:“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讀書興趣濃厚,可以廢寢忘食,還有功夫打牌?打牌興亦不淺,上了牌桌全神貫注,焉能想到讀書?二者的誘惑力、吸引力、有多么大,可以想見。書讀多了,沒有什么害處,頂多變成不更事的書呆子,文弱書生。經常不斷的十圈二十圈麻將打下去,那毛病可就大了。有任公先生的學問風操,可以打牌,我們沒有他那樣的學問風操,不得藉口。
胡適之先生也偶然喜歡摸幾圈。有一年在上海,飯后和潘光旦、羅隆基、饒子離和我,走到一品香開房間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價響,有人認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觀。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聲,局勢十分緊張。胡先生坐莊,潘光旦坐對面,三副落地,吊單,顯然是一副滿貫的大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張白板,地上已有兩張白板。“難道他會吊孤張?”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詞,猶豫不決。左右皆曰:“生張不可打,否則和下來要包!”胡適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滿貫的大牌,且早已聽張,如果扣下這張白板,勢必拆牌應付,于心不甘。猶豫了好一陣子,“冒一下險,試試看。”拍的一聲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嘗試”,這一回卻是“嘗試成功自古無”了。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現錢不夠,開了一張支票,三十幾元。那時候這不算是小數目。胡先生技藝不精,沒得怨。
抗戰期間,后方的人,忙的是忙得不可開交,閑的是悶得發慌。不知是誰謅了四句俚詞:“一個中國人,悶得發慌。兩個中國人,就好商量。三個中國人,作不成事。四個中國人,麻將一場。”四個人湊在一起,天造地設,不打麻將怎么辦?雅舍也備有麻將,只是備不時之需。有一回有客自重慶來,第二天就回去,要求在雅舍止宿一夜。我們沒有招待客人住宿的設備,頗有難色,客人建議打個通宵麻將。在三缺一的情形下,第四者若是堅不下場,大家都認為是傷天害理的事。于是我也不得不湊一角。這一夜打下來,天旋地轉,我只剩得奄奄一息,誓言以后在任何情形之下,再也不肯做這種成仁取義的事。
麻將之中自有樂趣。貴在臨機應變,出手迅速。同時要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有如談笑用兵。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飛,不加思索。麻將就怕“長考”。一家長考,三家暴躁。
下面這段文字當則對先前的“達官貴人”、“太太小姐”們在牌局上的行為舉止做了極其細膩的刻畫,可謂躍然紙上、活龍活現。從中可一窺“富人們”是如何打發他們的閑暇時間的!(我曾看過一篇盧作孚的文章,對麻將有一種說法,以牌桌上的作為,來比喻商場和官場。講得很有意思。我在文章中曾經引用過他的話。可是一下子找不出來了。)
以我所知,麻將一道要推太太小姐們最為擅長。在桌牌上我看見過真正春筍一般的玉指洗牌砌牌,靈巧無比。(美國佬的粗笨大手砌牌需要一根大尺往前一推,否則牌就擺不直!)我也曾聽說某一位太太有接連三天三夜不離開牌桌的紀錄,(雖然她最后崩潰以至于吃什么吐什么!)男人們要上班,就無法和女性比。我認識的女性之中有一位特別長于麻將,經常午間起床,午后二時一切準備就緒,呼朋引類,麻將開場,一直打到夜深。雍容俯仰,滿室生春。不僅是技壓儕(發“才”音)輩(同輩),贏多輸少。我的朋友盧冀野是個倜儻不羈的名士,他和這位太太打過多次麻將,他說:“政府于各部會之外應再添設一個‘俱樂部’,其中設麻將司,司長一職非這位太太莫屬矣。”甘拜下風的不只是他一個人。
作者似曾回過國內,目睹今日國人對麻將的熱情與愛好,文中說:“路過廣州,耳畔常聞噼噼啪啪的牌聲,而且我在路邊看見一輛停著的大卡車,上面也居然擺著一張八仙桌,四個人露天酣戰,行人視若無睹。餐館里打麻將,早已通行,更無論矣。在臺灣,據說麻將之風仍然很盛。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麻將,有些地方的寓公寓婆亦不能免。麻將的誘惑力太大。”
這個場面也不是廣東獨有,可以說由南至北、自西向東、從城市到農村,這種現象比較普遍。所以曾有把四川成都建成“麻將之都”的大討論。我在八十年代到成都去出差,親眼看到有鄰街開著門的住家,里面有許多桌麻將在打。我找當地的人做調查后知道,在那時的成都哪一家人家有紅白喜事,來的客人就打麻將。因為打麻將的人越多,表示這一家越有面子。據馬惠娣實地了解,在四川樂山市就有沿江“黑松林”綿延3-4公里長的“麻將一條街”。今昔相比,大有后浪推前浪之勢。
回到上面所引的那個老華僑的文章,他頗有感慨地說:
“王爾德說過:“除了誘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我不打麻將,并不妄以為自己志行高潔。我腦筋遲鈍,跟不上別人反應的速度,影響到麻將的節奏。一趕快就出參差。我缺乏機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顧不來,遑論揣度別人的底細,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應付大局?打牌本是尋樂,往往是尋煩惱,又受氣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費時誤事的大道理就不必說了。有人說衛生麻將又有何妨?想想看,鴉片煙有沒有衛生鴉片,海洛因有沒有衛生海洛因?大凡衛生麻將,結果常是有礙衛生。起初輸贏小,漸漸提升。起初是朋友,漸漸成賭友,一旦成為賭友,沒有交情可言。我曾看見兩位朋友,都是斯文中人,為了甲扣了乙一張牌,寧可自己不和而不讓乙和,事后還揚揚得意,以牌示乙,乙大怒。甲說在牌桌上損人不利己的事是可以做的,話不投機,大打出手,人仰桌翻。我又記得另外一桌,莊家連和七把,依然手順,把另外三家氣得目瞪口呆面色如土,結果是勉強終局,不歡而散。贏家固然高興,可是輸家的臉看了未必好受。有了這些經驗,看了牌局我就怕,坐壁上觀也沒興趣。何況本來是個窮措大,“黑板上進來白板上出去”也未免太慘。”
這段描述我們并不陌生、不驚異,只是心里有點慘然。怎么一個好端端的游戲便被糟蹋到這個地步了呢?孰是孰非?誰扭曲了麻將?雖然該文作者并未對此做出評論,但,此公十分善良,循循善誘地勸誡道:“ 對于沉湎于此道中的朋友們,無論男女,我并不一概詛咒。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在生活上有什么隱痛,藉此忘憂,如同吸食鴉片一樣久而上癮,不易戒掉。其實要戒也很容易,把牌和籌碼以及牌桌一起蠲除,洗手不干便是。”
四、倡導健康、科學、友好的麻將文化
麻將是由中國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游戲,它與其他許多游戲精華的品類一樣,表現著我們民族的聰明與智慧。同樣,麻將也是休閑的方式之一,都屬于享受的范圍。
麻將為什么會在它不斷演變的歷史中,不僅沒有失傳、弱化,反而變得越來越有魅力,越來越流行。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人喜歡它?作為一種游戲它的魅力在哪里?
當然也有人,甚至有很多人,或更多的人在“玩麻將中喪志”,甚至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因此,有人主張把麻將禁了。上一節講到的那個老華僑的文章,最后寫的就是“如同吸食鴉片一樣久而上癮,不易戒掉。其實要戒也很容易,把牌和籌碼以及牌桌一起蠲除,洗手不干便是。”對禁止麻將這件事情,支持者眾多,但反對者也大有人在。還有人總結出“麻將文化”,即:盯莊家、看下家、防對家,自私自利且單打獨斗,不講互惠與合作。這種說法雖失偏頗,但也不無依據。又聽說,近些年來,麻將還成了“行賄、索賄”的場所,許多人在此或失足、或斂財、或官運亨通。這些都不是空穴來風,而是證據鑿鑿。因此,有人就憎惡麻將,把麻將游戲當成萬丈深淵……
眾所周知,打麻將在日本也非常普遍。去過日本的人都知道,許多城市,尤其在東京,城市的鬧市區中到處是“麻雀”兩字的招牌,說明那里有打麻將的俱樂部。據我在東京了解,有“麻雀”招牌的俱樂部的門雖然鄰街,但只是小小的一個門,而俱樂部在樓上。在俱樂部打麻將的方式,是每個打麻將的人規定要出不多的錢。四個人當中的蠃家不出,由其他三位輸家出。蠃家只有一個好處,就是白打。而輸家輸的就是俱樂部的收入。這樣的作法我看不能算做是賭博。在那里,也是男女老幼皆玩、童叟婦孺皆知,卻沒聽說麻將把人引入歧途,更沒聽說麻將讓這個民族頹廢、不思進取。
此外,由于日本人對麻將的喜愛和普及,他們很早就創造了一套競賽規則,這一點在你們博鰲發的資料中,已有這方面的材料了。
我國的“麻將競技比賽規則”是1998年由國家體育總局制定的,并對其他各國的麻將運動產生了很大很強的影響。據悉,1998年底,廣州舉辦了第一屆全國競技麻將比賽,當時共有四十支隊參賽,廣州奪得了團體和個人兩項冠軍。這次全國麻將賽本來打算每年舉辦一屆,但后來由于某些人認識上出現了偏差,沒有很好地理解“提倡競技、引導休閑、反對賭博”這一宗旨,全國麻將錦標賽自第一屆后便沒了下文。在全國范圍內,麻將雖然廣受大眾喜愛,但其地位不高,名聲與賭博相同,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只有為數不多的省市成立了麻將協會(均屬當地的體育總會)。
麻將在中國的境遇如此之耐人尋味!但是,無論是正面問題還是負面問題,我們都沒有理由回避、漠視不理。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我們把一個好端端的游戲戲弄成如此不能登大雅之堂?這里試著分析一些原因:
1、在我們國家,對玩的認識歧義很多。比如,在漢語里,對玩的釋義多種多樣,如《現代漢語詞典》中對作為動詞的“玩”就有這樣幾個解釋:①玩耍;②做某種文體運動;③使用(不正當的方法手段);④用不嚴肅的態度對待;⑤觀賞。等等。而在《漢語成語大詞典》中有關玩的成語,更是讓人對“玩”不敢恭維,什么“玩世不恭”、“玩物喪志”、“玩忽職守”、“玩火自焚”、“玩法徇私”等。當然,玩字的各種用法,已約定俗成,不能禁止對這些字、詞的使用。但是“玩”字中有這么多貶義的含義和貶義的用法,深深影響了我們對待“玩”的態度。因而,玩就不是正事,玩就不能有正事。也正因為如此,麻將就不能登大雅之堂,麻將就不能列入競賽,政府就可以不管。中國有許多至理名言,講的都是抽象的道理,并不具體。但“人之初,性本玩”既直觀,又現實。人一生下來就喜歡玩,順應這個天性是有益的。在玩中學,更有效率。
因此再次呼吁,“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學術、掌握玩的技術、發展玩的藝術”,因為,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玩具是人的第一本教科書。
2、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如果說,麻將有很多負面的影響和效果,那也決不是麻將本身的過錯。在對待麻將的問題上,我們,其中包括政府有關部門應很好地、認真地、深刻地反省我們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在哪些方面應做出改善,如何因勢利導,而不是放任自流,等等。毛澤東曾說,麻將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做出的三大貢獻之一。(???)麻將作為源于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如今被全世界認可,如果我們自己不將此“國技”加以發揚光大,卻拱手相送與他邦,于情于理都有些說不過去。因此,我們應該統一認識上的問題,在群眾中廣泛宣傳推廣競技麻將,引導大眾,將麻將活動引導上健康、科學、友好的道路上來。
3、應當將麻將納入正式的競技比賽之中,并研究麻將的學術和技術問題。當然,無論哪種游戲比賽,都是一門學問,都有自己的規則,而且常常涉及到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行為學的范疇。研究它的時候,又要運用數學、邏輯學、聰明學、創造學等方法,而且又帶有哲理性。比如研究麻將競賽就要有數學家、電子專家、機械專家和游樂專家的共同努力。集中的人才水平越高、創造出來的項目、設備就越高級。
4、創新的方法問題。要多學一點聰明學,多學一點創造學。創造首先就要解放思想、打開思路,把各方面的人才集中起來,大家動腦筋交換思想很有必要。從事創造的人一是腦瓜子要靈,一是要有廣博的知識。他既要注意去看現存東西的不足之處,又要看到可以從哪些方面下功夫改進,創新不是憑空進行的,總要有所依托,有某種基礎。創新者要善于在原有的基礎上添加進新的東西,并且適合于時代的需要。創新了有程度上的不同。有嶄新的創造,也有對原有的事物加以改造。有的在競賽的內容上沒有特別新的地方,但是從經濟上看成本低、占用的場地小,受到群眾的歡迎。這樣的事情何樂而不為之。
5、我們要從西方人玩游戲中獲得啟示。比如他們在很早的時候就發明了撲克游戲,手此游戲的啟發,他們先后研究出“博弈論”和“納什均衡”理論。遺憾的是,麻將游戲中有那么多的智慧和復雜的變化,完全可以與撲克牌等量齊觀,但我們卻沒開發出更多的有價值的理論問題和思維方式。
6、現在,我們已有閑暇時間114天,再加上平日里八小時以外的自由時間,可以說,休閑成了我們時代的大問題。老百姓的閑暇時間利用不好,也會出大問題。現在我們不想去講整個社會業余時間支配的問題,只講其中的一部分用于休閑活動的。這部分時間不少,休閑活動雖然不從事直接的生產,但它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而且它對整個社會生活也有積極的意義,或者說也是必不可少的。
休閑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是社會生產方式變化的必然結果,我們搞社會主義為的是什么?說到底還不是為了全體社會成員生活過得愉快。我們提倡艱苦奮斗,但苦不是目的。苦還是為了樂。現實的、可以使人們快活的事,我們應該給予高度重視,沒有理由忽視。其次從勞動者個人進步來說,休閑本身雖然是輕松的事,不是學習、不是工作,但是各種休閑活動對于個人知識的長進、素質的提高也起著積極作用(當然在這里有一個前提,就是要講求休閑文化)。還有,對做好業內工作來說,休閑得好,生活得到調劑,工作起來效率可以提高。外國諺語“工作時間好好地工作,玩的時間好好地玩”就有這個意思。一個人如果不能得到休閑,就會在精神上帶來不好的結果,影響工作。這些都是常識,是用不著多說的。
我們提出的口號是:倡導健康、科學、友好的麻將文化。為此,要做一系列的工作,而我們工作的根據是要對我國打麻將的情況做一番研究。在博鰲舉行的這次論壇,就帶有研究的性質。而且應該是比較高級的研究。參加會議的人,我想會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也提倡不同意見的討論。在這里也提倡“百家爭鳴”。做好調查研究與分析,這樣會對原來某些不同的看法產生新的共識。
比如,我看到龔育之為博鰲的這次活動寫了十六個字的題詞:“高手競技,大眾娛樂。遠離賭博,杜絕賄賂。”其中第三個四個字就是“遠離賭博”。而我給這次活動的題詞寫的是“麻將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把麻將用于賭博,乃人的問題,而非麻將之過。當今麻將文化存在某種衰落的現象,值得注意。至于有人有意把麻將引入賭博歧途,則需堅決制止。麻將的游戲規則,也有待于研究改進,而且要注意區分起鼓勵進取心的輸贏和真正的賭博。我們要使麻將成為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手段。”這都設計到賭博的問題,龔育之提出的原則是遠離賭博;我的原則是反對把麻將引入賭博歧途,但是我又主張把鼓勵進取心的輸贏和真正的賭博分開。我沒有寫明白這里說的輸贏包括有錢的輸贏。我的司機每逢假期在家里和他的親戚們打麻將,他們家里打麻將的輸贏的辦法是同日本東京有些類似。入局的人每人拿十元人民幣,而贏家,就贏其他三人拿出的三十元人民幣。他們這種計算錢的輸贏就這么一點點——三十元人民幣。我的司機說沒有這個輸贏打麻將就沒有勁兒了。我想這樣的錢的輸贏也許合乎龔育之的“遠離賭博”。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賭博和輸贏,而且金錢上的輸贏的關系應該怎樣理解。在我的《漫談競賽論》中說:競賽和賭博不是一回事,在我國的語言和西方的語言中它們也都是可以分辨開來的。兩者的區別是:在賭博中有金錢或其它物質財富的輸贏,沒有這種輸贏的是我說的原始競賽。真正的賭博和原始競賽有許多不同的規律性,比方說真正的賭博就有個賭本問題。賭本足,輸得起,能夠打下去,有機會轉輸為贏。賭本不足,輸了,沒有辦法只能退出。賭本足的人打牌時敢冒風險,魄力就大,贏的機會就多。敗得也會更慘。在《漫談競賽論》中我認為在賭博中與原始競賽相比,參加者有一種對物質財富的興趣,但是這種興趣有大有小,可以小到雖然有最后的輸贏,但不能稱之為賭博的程度。我不知道參加論壇的同志們對這個問題持怎樣的分析方法。
當然,也有些看法只能求同存異。我關于麻將競賽的規則,他和參加會議的人有分歧,包括我國的1998年由國家體育總局制定的“麻將競技比賽規則”的分歧可能相當大。在舉行這次比賽當中,我決定妥協,接受這種比賽規則。但是,我不會按照規則去參加比賽,因為我不懂得這種規則,打不好。但是我不反對大家按照這種規則比賽。我說我的方法會在論壇當中發表。
我還認為,麻將雖然是互相信任和朋友之間的游戲,但麻將作為比賽有它不可避免的缺點。比方說,如果真的有人要“抬轎子”的話,就根本沒有辦法避免。可是我想在這次比賽當中,這種“抬轎子”的現象根本不會發生。
我們舉行的麻將比賽,在這一點上具有某種示范的性質。
參考文獻
[1] 于光遠著,《漫談競賽論》,第一版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第二版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2] 于光遠、馬惠娣文,“關于‘玩的價值’的對話”,見《黃海學術論壇》,學林出版社,2003年8月
[4] 蔡豐明著,《游戲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1月
說明:感謝馬惠娣幫我上網查了很多很好的資料。